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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出席了“制憲國大”的開幕式，並對透過的這部新憲法表示支援。此前，他曾應馬歇爾的請求，與起草人張君勱就《憲草》進行了逐條的討論。但拒絕參加制憲會議的*和民盟堅持新憲法不合法，必須予以廢除。《憲草》起草人、司法部長的提名人張君勱則向司徒雷登表示，他對從政沒有多少興趣，而只“希望在全國進行一次演講旅行，解釋新憲法對人民的好處”。10後來張果然風塵僕僕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發表了旨在開啟民智的憲法系列演講，又將演講報告結整合書。11　。。

傳教士外交家（4）

不知出於何種考慮，這個被周恩來稱之為“勱老”並題字“*之壽”四字為其祝壽的張君勱在國共內戰最甚的1948年12月25日，被*定為“戰犯”，第三方面的人士中還有曾琦等也被納入“戰犯”之列。

國共內戰愈演愈烈，蔣介石決心以武力迫*就範。而毛澤東的一貫思想則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有槍就有權，戰爭決定一切”。在得到了大批蘇軍在東北轉交的日軍坦克、大炮等武器後，毛澤東的底氣更足了，所謂的“法國經驗”（戰後，法共放棄武裝，參加政府）和“英國道路”（戰後，英國工黨選舉勝利，贏得執政權，胡適建議毛澤東仿效工黨，放棄武裝，走和平競選道路）後來對*而言，沒有任何影響。理由只有一個：“我們國內國際條件與法國不同。”　12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國際背景則是戰後美蘇關係由合作急劇地走向對立，這對國內國共兩黨而言不能不產生深刻的影響。毛澤東所謂“國共反映美蘇”就是對此一態勢的集中概括。

1948年2月18日，司徒雷登透過駐南京的美國新聞處發表了致中國人民書。

作為一國的大使，向駐在國人民喊話，史不多見，而作為“傳教士外交家”的司徒卻這樣做了。他說：“我主動發表了宣告，但得到國務院的贊成。”13

司徒說：

不論美國物資援助之數量如何，均不足以供應中國政治安定和經濟復興之需求。最主要之力量，仍為中國人民，且尚需有犧牲小我為公共福利努力之赤誠決心。14

司徒談到為了人民的利益，必須要防止“極端反動自私分子”和“極端激烈分子”這兩大集團。話中所指，無疑是指兵戎相見的國共兩黨。他認為解決兩黨對立的方法是恢復國共談判，並尋求達成一項和平協議。

對於憲政*，司徒認為：

*政府不僅為民享、而且為民治之政府。本此*真義，人民宜不斷以開明輿論監督政府，防止官吏亂用職權。因此，即需有言論、出版之自由，及自由採訪或公正報導新聞之自由。在極權制度之下，此類自由均不能存在。反之，新聞則變為科學化之宣傳工具，藉無限制之謾罵與不顧真理之重述，以伸張其效力。15

“制憲”之後，還要“行憲”，此時，國民黨敗象已顯，不少人對如期召開“行憲國大”表示懷疑，主張“不必在內亂未息之際，粉飾太平”。然而，憲法程式由“制憲國大”透過，行政當局無變更之權，如果延期舉行，則為違憲。國民黨一時進入兩難的境地，最後，由蔣介石批示：“選舉不能停辦，應如期舉行為宜。”有人分析，蔣氏在這存亡危急之際，為何仍要堅持召開“行憲國大”？實出於他自己的剛愎自用之心態作祟。當時三大戰役尚未展開，蔣自以他可以“一面開國會，一面剿共，雙管齊下，並無困難”。16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傳教士外交家（5）

“行憲”之基礎在於各項選舉的進行。而選舉的關鍵在於選民調查，調查選民又必先有戶口調查，既無戶口調查，如何確定選民人數？於是，虛偽的選民數字就出現了，黨內提名方式出現了，舞弊欺騙出現了，退讓選舉也出現了，誠如張君勱所言：“此次選舉僅是騙人戲法，包辦選舉，扣留選票，塗改選票違法事，不勝列舉，此實盜竊*。”17

有一份材料顯示，司徒雷登也是建議停辦這次“行憲國大”的。18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屆“行憲”國民大會終於召開。本次國大的唯一任務是選舉“行憲”後的總統和副總統。後來在國民黨籍代表的堅持下，又增加了聽取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