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美國了。這位偉大的電影藝術家至少要比格里菲斯幸運些，他畢竟得以在自己的祖國拍了他最後的一部影片《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這部影片是由美孚石油公司出資攝製的。公司老闆不準影片涉及石油工業上的問題。但是，在一個殘忍、支離破碎的世界之外，觀眾還可以看到南方湖泊的明澈澄清，幾乎未經開發的原始森林的神秘氣氛，象徵大工業的油礦井架的雄偉高大，一個在林中狩獵十二載的獵人表現出來的蓬勃朝氣，還有熱帶動植物的優美可愛，這一切都構成了一首象牧歌時代的古希臘的抒情史詩。之後，這位大師有一時期到歐洲各地，為拍攝一部新片籌集必需的資金，結果沒有成功。他感到暮年已經到來，回到美國，不久病故。他是在好萊塢之外的美國電影的榮譽與光榮，就象查爾斯·卓別林一樣。

當美國的“驅逐異端”運動喧囂塵上之時，卓別林經過七年沉默之後，拍了他的《凡爾杜先生》。他這部影片在美國遭到蔑視和抵制，上映的機會還不如一部末流的西部片。這部根據朗德魯殺妻事件拍攝的影片，出於謹慎的原因，把故事背景放在法國，但其矛頭卻是指向美國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卓別林在片中放棄了夏爾洛的打扮，變成一個殘忍的“老風流紳士”。愛森斯坦（和另外十人）曾就此指出：在這個性格如同生活那樣複雜的天才家身上，殘忍是一個永久的特徵。它突出表現在凡爾杜這個被解僱的銀行小職員、靠犯罪這個另一謀生方法來度日的人物身上。這個非常有智慧的人物以他的反面行為（同他的正面行為一樣重要）諷刺了社會制度。這部否定性的充滿苦澀味但不是絕望的作品，當時幾乎到處不為人所理解，隨著時日的推移，到今天才顯示出它的感人深度。

卓別林拍了《凡爾杜先生》之後，同他年輕的妻子和孩子們深居在他的大別墅裡閉戶不出。然後他突然從那裡出來用了幾周時間拍攝《舞臺生涯》一片。該片的主人公——受迫害的喜劇演員卡伐羅（在某些方面）是卓別林這位大師的自我寫照。這出悲劇發生在1913—1915年間的倫敦，它表現兩個表面上似乎與世隔絕的人物。一個受侮辱、排斥、迫害以致“走投無路”的老人，最終把從他身上剝奪掉的一切東西：健康、才能、愛情和光榮，傳給一位女舞蹈演員（克萊爾·勃魯姆扮演）。他自己卻在最後的一次翻筋斗的表演中喪生，臨終前看到女舞蹈演員以完全不同於他的方式繼續走向藝術和人道主義的道路。

在這部表現“死而復生”（歌德語）的作品裡，查爾斯·卓別林以一種天才藝術家所具有的極度謙虛的態度，把自己比作一片秋葉，同其他千萬片落葉一樣，用來肥沃未來的田地。卓別林關於人的尊嚴的重大題材，從沒有在這部影片裡表現得如此強烈有力。這位天才從來沒有如此接近莎士比亞。

卓別林藉口去歐洲公映《舞臺生涯》，永遠離開了好萊塢到歐洲定居。他在倫敦導演了《一個國王在紐約》，該片主題是以當代美國為背景。

如同《凡爾杜先生》一樣，這部影片更為莫里哀化，而非莎士比亞化。卓別林表面上拋棄了悲劇而轉向戲謔，他用笑料引來一切，甚至引來悲悽苦澀。他所表演的那位小國王實際上是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而且比堂吉訶德更進一步，是一個屬於另一時代而同現代社會的最大弊害作鬥爭的人。卓別林在片中一度停止尋找笑料，達到悲劇的**，——甚至達到比悲劇更悲的恐怖**——，表現一個孩子由於欺騙和告密而墮落變壞……

1952年之後，儘管“星涅馬斯科甫”寬銀幕電影盛行，美國電影業的危機依然不斷加深，產量下跌，在1954至1955年間連250部都不到（其中還包括在國外攝製的影片，國外市場為各大公司賺進幾近半數的收入）。

在好萊塢，人們從來沒有為電影工作得這樣少過。一些大製片廠被轉讓給電視業，或者乾脆拆掉，建造新住宅。除掉派拉蒙公司之外，幾乎所有大公司都瀕臨絕境。有的公司消失了，連福斯公司最後也被凍結資產。別的公司（如百代公司在1920年那樣）開始解散它們的電影帝國，把它們的資金投放到石油、航空、電子或電視等企業。

這場危機使美國1959年的影片產量跌到166部，雖然如此，在影片質量上卻帶來某些值得慶幸的後果。

大公司把幾百萬美元的資金用來拍攝幾部權威性的影片，愈來愈放棄一般的影片，把這些影片的製作留給獨立製片商去經營。獨立製片商攝製的影片（其數目很快超過美國製片人協會控制下的生產數）往往給予導演以更大的自由。麥卡錫主義已經退潮，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