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他旋即接任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兩職，同時仍兼中央銀行總裁。從此，他掌握中國財政金融大權長達11年之久，也是在這期間，他讓自己成了全中國最富有的人之一。

孔祥熙對蔣介石可謂亦步亦趨。當上財政部長後，他當即改變了宋子文堅持的反日政策。1934年7月3日，國民政府突然宣佈一項大大有利於日本的新稅則，一年多前被大幅調高的棉布、魚類等商品的關稅率一律下調，有的甚至還低於之前的水平。此外，國民政府還提高很多中國工業必需、主要由歐美國家提供的商品稅率，其中，原棉提高43％，金屬產品提高20％…25％，礦石類提高4％…55％，煤油提高28％。

這簡直是一個親痛仇快、臭不可聞的“狗屎政策”。中國銀行研究部在當年的報告中便直率地認定，“這種新稅率的根本目的不是發展或保護中國的工業，而是倒退到1933年之前奉行的歧視中國資本並阻撓其發展的方針上去”。在所涉及產業中，以民族資本最為集中的棉紡織業受害尤大，原棉關稅的提高造成了中國工廠的採購成本大增，而從日本進口的棉成品則關稅大降，這無疑讓中國的紡織工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從資料上看，“九一八”之後，在洶湧的抵制日貨運動下，日本進口商品佔中國總進口的比例逐年下降，到1933年已降到，可是在新稅率執行後，這一比例竟又在三年後反彈上升到了。①

1932救亡的經濟（10）

與宋子文竭力主張減少軍費開支不同—這也是他最讓蔣介石惱火不已的地方—孔祥熙則無條件地支援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