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君的狩獵狀況，文字形制便是早已失傳的春秋早期的史籀文，故而後世將史籀文也稱為石鼓文。

西周末期，秦人救周於鎬京之亂，被封為大諸侯國，合法繼承了周人故地。久居邊陲而半農半牧的秦人，忠實地秉承了周文明的基本框架，文字則原封不動地照搬了史籀文。後世王國維雲：“《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盛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秦人作字書，乃獨取其文字，用其體例，是《史籀篇》獨行於秦之一證。②”也就是說，春秋時期的秦國，將史籀文奉為標準教材，童稚發矇學字，學的便是這種華夏正統文字。學童如此，官府公文民間紀事自然也是以史籀文為國家文字。直到戰國之世，秦國始終使用的是西周王室整理頒行的史籀文。

然則，自春秋開始，山東諸侯的文字卻有了另外一番變化。由於天子威權鬆弛，由於諸侯自治不斷擴大，由於整個天下日漸活躍，由於文字書寫材料不斷豐富，由於蓬勃的商旅使社會生活日漸豐富，由於戰爭的逐漸增多，由於人們對文字形式的交流需求日益迫切等等等等，原因不一而足。總歸是，在中央王室已經無力統籌的情形下，各國的文字都自行其是地發展起來了。發展的基本趨勢是兩方面：一則各自增加文字量，造出了許多符合實際需求且符合華夏文字特質的新字，使文字表意功能驚人地豐富起來；二則書寫形式多樣化，書寫材料多樣化。國與國之間的文字，原本已經有了差異。在不同材料上以不同工具書寫不同國家的不同文字，其間生髮的種種流變，遠遠超出了任何一國的控制。春秋早期，各大諸侯國的文字尚大體遵循著周王室頒行的史籀文規則。然經過五百餘年的激盪生髮，七大戰國的文字已經有了很大的差異，以至與“言語異聲”一樣，“文字異形”也成為一種最為普遍的分治表徵。

基於上述流變，到了始皇帝推行文字改制之時，與秦國奉行的正統文字相比，山東六國文字的最大特異之處在於兩處：一是中原文明長期興盛，名士學人燦若群星，以至文字量之增加程度遠遠大於秦國文字；二是書寫形式大為簡約，體現出極大的書法藝術性與族群地域的個性特質，許多字的寫法，幾乎已經脫離了象形文字的基本形制。就文字表意的豐富性、文字形制的簡約優美性而言，秦國的文字顯然是凝滯了一些。

“若以秦文字為準，表意缺憾能否彌補？”

嬴政備細看完了《華夏文字流變考》，又聽完了胡毋敬與六博士的稟報，第一句話便不遮不掩直奔要害，“若天下士人文不能表意，秦字豈非遺禍天下哉！”

“陛下毋憂，斷無此理。”胡毋敬慷慨道，“六國新造文字而秦國文字所無者，勘字署業已一一列出，全部補入秦文字。經勘字署反覆計數勘合，七國文字情形是：魏國常用字兩千一百餘個，總共有字兩萬六千一百餘個；趙國常用字一千三百餘個，總共有字兩萬一千三百餘個；韓國常用字兩千一百六十餘個，總共有字兩萬三千九百餘個；燕國常用字一千八百多個，總共有字一萬八千餘個；楚國常用字一千九百餘個，總共有字兩萬一千餘個；齊國常用字兩千一百餘個，總共有字兩萬一千餘個。”

“秦國如何？”

“經勘字署詳查：自商君變法之後，秦字亦漸漸增多，常用字增至一千三百五十個上下，總共有字一萬一千六百六十二個。”

“秦無他有之新字，大體幾多？”

“合六國新字，總計一萬三千八百六十餘個。”

“兩方互補，華夏文字總計近三萬！”博士夏黃公慨然補充。

“書文表意，足堪天地四海之宏論也！”博士李克也奮然呼應。

“好！以秦補新，而成天下一統文字，不失為既承文明大統，又保文明創新之最佳應對！”皇帝拍案決斷，顯然很是高興，“然則，秦字形制繁複，六國文字簡約。繁簡失衡，必不能流傳久遠。此間要害，是要創制出一種新書體，不致多生歧義。否則，依然無法通用。”

“陛下明斷！”胡毋敬與博士們異口同聲。

文字基準一定，程邈頓時吃重了。

所謂文字改制，要害是書同文。何謂書同文？就是要給所有的字一個統一明確的寫法，以利辨認。程邈在獄中十年，潛心於寫字，消磨之餘也從自身坎坷中悟透了其中奧秘。大凡天下文字，難寫不打緊，關鍵是要好認，好認的關鍵，則是要有統一的公認的寫法。只要寫法有公認法度，再難認的字，也會有確定不移的所指。屆時，除非你不認識那個字，便只有寫錯的字，而沒有認錯的字。譬如那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