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果是自願的，這一現象意味著什麼？

在人類歷史上，無論一個時代一個國家是施行惡法，還是施行良法，都從來沒有過敢於或能夠將數十萬罪犯編成大軍且屢戰屢勝的先例。只有秦帝國，尚且是轟然倒塌之際的秦帝國，做到了這一點。就其本質而言，這是法治史上極具探究價值的重大事件。它向法治提出的基本問題是：人民的心靈對法治的企盼究竟何在？社會群體對法治的要求究竟何在？只要法治真正地實現了公平與正義原則，它所獲得的社會回報又將如何，它的步伐會有多麼堅實，它的凝聚力與社會矛盾化解力會有何等強大。

可惜，這一切都被歷史的煙霧湮沒了。

轟然倒塌之際，秦法尚且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可見秦法之常態狀況。

法治的良惡本質，不在輕刑重刑，而在是否體現了公平正義原則。

其五，認知作為秦法源頭的商鞅的進步法治理念。

由於對帝國法治的整體否定，當代意識對作為帝國法治源頭的商鞅變法也採取了簡單化方法，理論給予區域性肯定的同時，卻拒絕發掘其具體的法治遺產。對《商君書》這一最為經典的帝國法治文獻，更少給予客觀深入的研究，《商君書》蘊藏的極具現實意義的進步法治理念，幾乎被當代人完全淡忘，只肆意指控其為“苛法”，很少作出應有的論證。

帝國法治基於社會平衡性而生髮的公平與正義，我們可以從已經被久久淡漠的商鞅的法治思想中看到明確根基。《商君書》所體現的立法與執法的基本思想，在其變法實踐與後來的帝國法治實踐中，都得到了鮮明體現。

唯其被執意淡漠，有必要重複申明這些已經被有意遺忘的基本思想。

一則，“法以愛民”的立法思想。

《商君書》開篇《更法》，便申明瞭一個基本主張：“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這是由立法思想講到變法的必要：因為法治的目標在於愛民，禮儀的目標在於方便國事；所以，要使國家強大，就不能沿襲舊法，不能因循舊制，就要變法。在《定分》篇中，商鞅又有“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之說。凡此，足見商鞅立法思想的人民性，在古代社會是絕無僅有的。在諸多的中國古代立法論說中，商鞅的“法以愛民”、“法令民之命”的思想，是獨一無二的，是明確無誤的，但也是最為後世有意忽視的，誠匪夷所思也。商鞅這一立法思想，決定了秦法功效的本質。秦國變法的第二年，秦人“大悅”。若非能夠真實給民眾帶來好處，何來社會大悅？

二則，“去強弱民”的立法目標原則。

所謂“強”，這裡指野蠻不法。所謂“弱”，這裡指祛除（弱化）野蠻不法的民風。這一思想的完整真實表意，應該是：要祛除不法強悍快意恩仇私鬥成風的民風民俗，使民成為奉公守法勇於公戰的國民。也就是說，“弱民”不是使民由強悍而軟弱，而是弱化其野蠻不法方面，而使其進境於文明強悍也。就其實質而言，“去強弱民”思想，是商鞅在一個野蠻落後的國家實現戰時法治的必然原則，是透過法治手段引導國民由野蠻進入文明的必然途徑，其進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三則，“使法必行”的司法原則。

商鞅有一個很清醒的理念：國家之亂，在於有法不依。歷史的事實一再說明，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法治狀況如何，既取決於法律是否完備，更取決於法律是否能得到真正的執行。某種意義上，司法狀況比立法狀況更能決定一個國家的法治命運。《畫策》雲：“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請注意，商鞅在這裡有一則極為深刻的法哲學理念——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這句話翻譯過來，幾乎是一種黑格爾式的思辨：任何國家都有法律，但是，任何健全的法律體系中，都不可能建立一種能夠保障法律必然執行的法律。這一思想的基礎邏輯是：社會是由活體的個人構成的，社會不是機器，不會因法制完備而百分之百地自動運轉，其現實往往是打折扣式的運轉。這一思想的延伸結論是：正因為法律不會無折扣地自動運轉，所以需要強調執法，甚至需要強調嚴厲執法。體現於人事，就是要大力任用敢於善於執法的人才，從而保證法律最大限度地達到立法目標。也正因為如此，秦法對官員“不作為”的懲罰最重，而對執法過程中的過失或罪責則具體而論處。

顯然，商鞅將“使法必行”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