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無形財富。結果，曹操贏了。

所以，那些重物質，輕精神的，或太相信自己的權勢財富，卻不大在乎思想精神文化素養政治品質的人，倒是應該吸取一下三國時期這個誰怕誰的歷史教訓。權謀三國

《三國演義》是一部講權謀的教科書。因此，這部書好看的地方，便是其中的計謀，和製造計謀的謀士，以及使用這些謀士的主子。在三國初期，各路諸侯混戰的年代裡，以曹操和袁紹二人手下的謀士最眾。這些謀士的謀略水平都不低，但曹操獲益於謀士很多，但袁紹很大程度上是敗在了那些太能幹的謀士手裡。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論述袁紹時，說他“短於從善”，這是官方的評價，大抵是準確的。這位出身高門，四世三公之後的袁紹，聽不進去正確的話，不善採納好的意見，便是他的致命傷。

袁紹因為家族的關係，曾經是一個很有號召力的人。《三國志》說他，“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他手下的一些謀士，其實是很有真知灼識的。但他“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一個人要有了這樣的毛病，便一點轍也沒有，只有走向敗亡之途。他的謀士們看著他垮臺，也無能為力，於是，或隨之殉葬，或棄之求生，便是自己的選擇。

“沮授、田豐俱忠臣也。”孔融這句話是說對了的。袁紹何許人也，這兩位謀士會不清楚？知其不可謀而謀，悲劇便發生在這裡。用人要有選擇，被用於人，也要有選擇，良禽擇木而棲，還是一句金玉良言。袁紹最後到了用人疑人，是計疑計的程度，這等人怎能不敗呢？而謀士們知其非主而事之，知其必敗而從之，有識而無斷，死也活該了。

官渡之戰，曹操以七萬兵力對抗袁紹七十萬大軍，這是一次在軍事史上以弱勝強的典例。曹操敢打這一仗，是已經看到敵方勢重而實不強，己方力薄而本不弱的實質。“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八字，足以說明曹操必勝的原因了。而他在圍攻袁紹不下的時刻，聽說許攸從袁紹方面投奔過來，來不及穿鞋，就迎了出去，可見他求賢若渴之心。一番試探以後，納言廣聽，從善如流，用人而不疑人，是計而不疑計，這樣的統帥，能不操勝算麼？

這場戰爭中，袁紹方面由於主將無能，謀士邀寵，自然是成群結黨，內外勾連，互相搗亂，彼此拆臺。加之盤算不一，利害有別，肯定什麼卑劣手段，都會使得出來。因為，窩裡訌，是中國人的拿手好戲，而謀士們動起心眼來，自己人整自己人，那就更在行了。

初時，審配、郭圖為一黨，造成沮授死，田豐殺，許攸走，張邰、高覽奔，袁紹大敗的局面。後來，袁紹死，袁尚、袁譚兄弟廝殺爭鬥，審配、逢紀一黨，為袁尚出謀；郭圖、辛評又一黨，為袁譚獻計。除了一個王修，說了一番手足道理外，所有這些謀士，無一不是火上澆油地促使內戰升級。所以，一個國家，一個團體，一個部門，一個單位，若是存在小集團的同氣相求，此呼彼應，拉幫結夥，暗中來往的現象，那就意味著這個大的整體，在運作機制上，必定出了毛病，而且是出大毛病了。

官渡成敗的秘辛（3）

君子不黨，這是孔夫子的一句話。黨，即朋黨，是一種為爭權奪利，排斥異己而結合起來的集團。君子，可以理解為正派人的意思，那就是說，正派人不搞這些不正派的朋比為奸、沆瀣一氣的活動。這種派性現象，倒也不光是中國的特產，世界上凡國家，凡政黨，凡機關團體，凡宗教、文化、社會團契，一直到黑手黨，丐幫，行騙、扒竊的秘密組織中，都有不同形式的朋黨存在。

不過，外國人搞派別活動，有陰謀者，也有陽謀者。公開亮出旗幟，毫不掩飾觀點。這可能和他們的社會機制，也就是我們經常批判西方的“假民主”有關吧？能夠允許一些看法上的差異，做法上的不同，當然很大程度也是為了做做樣子的。但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統治下的中國社會，則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億萬子民，只聽一個聲音的習慣，那就是皇帝的金口玉言。所以，朋黨，也就是山頭、宗派、小集團、小圈子等，都是偷偷摸摸地經營，鬼鬼祟祟地活動，不見天日，秘密串連，眉目傳情，心領意會，絕不敢堂而皇之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哪怕心存叛逆，暗藏殺機，定時炸彈已開始倒數計時，那臉上仍然是狗的忠誠，貓的甜蜜，嘴上還在高唱精誠團結之歌的。

朋黨，是一種腐蝕劑。如果是公開的話，多少還能起到一點制衡的作用，或許不無益處。如果是地下活動的話，那就有百害而無一利了。

所以，袁紹之敗，除了他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