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經濟適用男》

作品背景相關資料　康熙六次南巡治河（第一、二次）

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於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年—1707年）間曾經六次南巡，留下了許多家喻戶曉的故事，小說、影視對其進行鋪陳渲染，把史實塗抹得似是而非，而康熙南巡的核心目的是為了治河、導淮、濟當時，淮安是黃、淮、運三水交匯之地，為黃淮襟要、漕運鎖鑰，高家堰又是拱衛裡下河地區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屏障，因此，淮安地區是清代治河的關鍵，康熙帝每次南巡必到淮安視察，指授治河方略。康熙帝在這裡努力踐行其“一勞永逸、全面修治”的治河思想，體現了一位偉大君主追求社會安定、人民幸福的求實人格，給我們許多有益的借鑑和啟示。

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年）是清王朝入關以後的第二任皇帝，他熟諳文韜武略，具有遠見卓識，在位六十一年，以實心為本，以實政為務，政績卓著。他八歲登基，十六歲親政以後便“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書而懸之宮中柱上。”［1］尤其是河務，康熙帝更是為之傾注了畢生的精力。為了治河，從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1707年），康熙帝先後六次南巡，每次均以詳細巡視河工為首要。淮安市淮陰區碼頭鎮一帶，當時是黃、淮、運三水交匯之地，為黃淮襟要、漕運鎖鑰，高家堰又是拱衛裡下河地區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屏障，因此，淮安地區是清代治河的關鍵，康熙帝每次南巡，必到此視察。

一、執政之初對河務的關注和研究。

明末清初，戰亂頻扔，河道年久失修，至康熙初年黃河下游到處決口，災害連年。據不完全統計，清初順治元年至康熙十六年（1644—1677年）淮河流域的黃河奪淮之災的次數多達90起。［2］自徐州碭山以下至漣水海口，黃河決堤七、八十處，洪澤湖高家堰決口三十多處，翟家壩決口成河九道，清口、運口淤為陸地，不僅百姓田廬受淹，而且運道受阻，每年從南方供應京城的四百萬石漕糧也失去保證。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康熙帝親政不久，黃河在桃源南岸煙墩決口，沿河州縣悉受水患，清河衝沒尤甚，黃河下流既阻，水勢盡注洪澤湖，高郵水高二丈，城門堵塞，鄉民溺斃數萬。［3］從這時起，水患便引起了康熙帝的高度重視，正如康熙帝自己所言：“朕自十四歲即反覆詳考如宿遷以下高家堰等運河［4］他悉心研究治河方略終身不綴。

康熙九年（1670年）三月，策試天下貢士於太和殿前，康熙帝以澄清吏治和治河為策論試題，其中提出“漕糧數百萬石，取給東南，轉輸於黃、運兩河，何以修浚得宜？而天庾籍以充裕，俾國收利，民不受其害？其必有道以處此。爾多士志學已久，當有確見其中，其各攄鳳抱，詳切敷陳，朕將親覽焉。”［5］

康熙十一年（1672年）四月，康熙帝派侍衛吳丹、學士郭廷祚閱視河工，繪圖進呈。［6］康熙十五年（1676年）高家堰大潰決，僅武家墩至高良澗就出現三十四處決口，淮水迅速下跌，河躡淮後，大量倒灌入湖，形成上破歸仁堤，下破高家堰，突入裡運河，漫流裡下河的嚴重局面。江南財賦重地被淹，運道受阻，對平定“三藩”的戰爭也極為不利。因此，儘管國家財政仍然比較困難，康熙帝還是下決心對黃河、淮河進行全面治理。康熙帝命冀如裼等視察河工，行前一再囑託：“河工經費浩繁；迄無成效；沿河州縣百姓皆受其困。今命爾等前往，須實心相視，將河上利害情形體堪詳明，各處堤岸應如何修築，務為一勞永逸之計，無得苟且塞責。如堪視不審，後復有事，爾等亦難辭咎”。［7］同年十二月；康熙帝還從治河、導淮、通漕的長遠之計著想，“命江南淮、揚所屬沿河地方栽植柳樹，以備河工之需。”［8］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在平定“三藩”激戰正酣的時刻，康熙帝敕諭安徽巡撫靳輔總督河道。靳輔上任後，駐節清江浦，深入各河道水域調查研究，“周度形勢，博採眾論，為八疏同日上之”。［9］輔疏言：“治河者當審全域性，運道之阻塞由河之變遷，河之變遷由向來治河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其他決口以無關運道遂緩視之，以致河道日壞。”［10］靳輔指出：“清口以下不浚築，則黃淮無歸，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河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而刷黃不力，黃必內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黃河南岸不提，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提，山以東必遭衝潰。故築堤岸，疏下流，塞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