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須在流行音樂方面有很多暢銷品，才能維持航空公司的運轉。”

“實際上，”我全力反駁，“維珍去年的利潤有1100萬英鎊，比蘇格蘭航空利潤的兩倍還多。

國家航空管理局明確說明新航空公司必須有300萬英鎊的資金，然後才在理論上允許我們飛行，這只是官方的批准。當然，如果我們沒有達到安全要求，那麼國家航空管理局可以在任何時候收回他們的批准，當務之急是我們獲得批准建立航空公司。我們在蓋特維克機場附近租用了一個倉庫，那裡成為羅伊？加德納和他的工程隊伍的基地，並開始招募飛行員和乘務員。我們在伍德斯托克大街的佛羅里達航空公司辦公室裡租了辦公室，依靠他們的計算機預訂系統，為維珍航空建立了一個虛擬的原始資料庫；大衛？泰特則到紐約的維珍唱片辦公室裡開始上班；一隊代表波音公司的律師來到了倫敦，開始就飛機租賃進行談判。隨著為航空公司而來來往往的人不斷加入，遊艇變得越來越擁擠，瓊和我決心在岸上安個新家。

維珍航空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同倫道夫？菲爾茲的關係。由於維珍集團為維珍航空的整個財務狀況作擔保，只有我們控股維珍航空，考茨銀行才願意為我們延長賒帳期限。如果我們只能控制新航空公司的一半股權，他們將不會借給我們錢。由於倫道夫沒有提供任何金錢，所以他只能不情願地同意了維珍取得航空公司的控股權。

更困難的問題是倫道夫和維珍航空員工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要在第一年倖存下來，那

麼我們必須在六月開張，才能有效利用夏季繁忙的運輸量，建立儲蓄和現金流來讓我們度過沒有多少客人的冬天。這實際上是不可能完成的時間表，要求我們全力以赴地工作。前一刻我們或許正在選擇空姐制服的式樣和選單；下一刻已經在爭論某條法律條文。我第一次聽到問題來自大衛？泰特，他是由倫道夫在美國聘用的。

“我辭職了，”他告訴我，“非常抱歉，但是我不可能和倫道夫一起工作。”

“發生什麼事了？”我問，如果沒有大衛在美國銷售機票，那麼維珍航空只能胎死腹中。

“我無法具體解釋，”大衛說，“就是不可能。我很抱歉，但是我祝願你取得巨大的成功。”

我懇求他來倫敦看我，由於他沒錢買票，我送給他一張，兩天後他到了。當他到達惡鬼號時，瓊出去買尿布，我抱著霍莉，霍莉正在非常興奮地尖叫。我和大衛互相笑起來，笑聲都蓋過了哭鬧聲。

“你可能認為這聲音很大，”大衛說，“但是我告訴你倫道夫叫起來聲音更大。我不能和他一起工作。”

大衛已經為加入維珍航空下了大賭注，他把小家庭從從邁阿密搬回多倫多，他所有的東西就是一張桌子，一部電話和一個小臥室，不辭辛勞為才啟動的航空公司售票。由於沒有美國執照（在我們起飛前一天才能拿到），　也就無法為維珍航空做廣告，所以大衛透過在曼哈頓上空做廣告來提醒紐約人維珍航空的誕生。一個春天的下午，萬里無雲，五架小飛機組成的編隊計劃噴出白色和紅色的煙霧，在天空中畫出“等待英國處女Virgin（維珍）”。不幸的是，就在它們結束噴煙時，一朵白雲飄了過來，蓋住了最後一個字母，所以紐約人抬頭望去，猜測著含義模糊的資訊“等待英國處virgi”。

大衛同倫道夫的爭吵是為了票務系統。按照行規，所有的旅行社要求為自己的服務提成10％，倫道夫想繞過它們，透過一家叫“賣票機”的劇院售票系統售出，他們只要求每張票提成五美元，但是大衛拒絕同他們合作，他認為全美3000家旅行社售出了所有機票的90％，如果試圖用一家劇院票務公司取代他們，會引來報復封殺我們。另外，“賣票機”在紐約只有6處辦公地點，根本無法賣掉每次飛往英國航班的200張票。

一個航空公司的票務系統是它的生命線，大衛已經同一個叫電子資料系統的票務系統達成協議，這個系統是由美國商人兼政客羅斯所有，否則我們將沒有合適的訂票系統，航空公司很快會土崩瓦解。當倫道夫知道後，暴怒異常，在電話裡對著大衛破口大罵，大衛無法忍受被一個29歲不懂航空業運營的人辱罵。大衛的經歷進一步證實瞭如果我們要讓航空公司開張，必須把倫道夫挪到一邊去。

在倫敦，由倫道夫指定的倫敦票務系統也處於混亂之中，員工控訴倫道夫的行為說他經常突然闖入房間叫每個人離開，打私人電話。我意識到倫道夫不是經營新航空公司的合適人選，我向大衛？泰特保證，如果他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