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身上。劉德升等人透過調查暗訪得知，宜賓城裡買一張戲票，就要負擔“娛樂稅”、“印花稅”、“傷兵亡友費”、“警士寒衣捐”、“政教經費”等14種名目的附加稅。劉文彩控制下的川南，和中國其它省的一些地方—樣，也大搞田賦“預徵”，根據劉德升等人蒐集的稅票，劉文彩貞地已經向川南農民“預徵”到了1934年的田賦

苛捐雜稅和預徵田賦的搜刮辦法僅僅是一方面，由於劉文彩早年有豐富的經商經驗，所以，他的斂財手段，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之外，還另有一手，即利用自己的權勢，經營壟斷投機貿易牟取暴利。…；

劉文彩剛一上任，便出資50000銀元興辦“義和”銀號，而僅僅不到兩年時間，50000元的本錢就翻了好幾個滾，回到了劉文彩的錢櫃中，到了1924年，“義和”的規模已經極為龐大，本金突破百萬，並且很快攀升到一千萬，並在重慶、自貢等城市開設分號。經過劉德升仔細認真的調查，他認為劉文彩的“義和”一開始做的是“正經生意”，“是正常經營，以存款、放貸和匯兌為主要業務，兼做一些貿易”，但“沒能做多久，隨著政壇風雲的急劇變化，劉文彩的經營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

劉文彩利用“義和”開始不擇手段地撈錢，經營業務全部納入投機貿易領域。本來是做“正經生意”的劉文彩這時轉而從事“地下經濟”，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投機商。

經過歷時半年多的調查，劉德升等人得知，為了達隱蔽的目的，劉文彩要求：“決定不用‘義和’的招牌，改換若干個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賓為總號，內部統一管理，以便於隱蔽財產，做到下網快，起網快，結束容易，且在結束時不造損失。業務經營只注重囤積、販運、銷和變相高利貸。”　而且業務經營只注重囤積、販運、銷和變相高利貸，以求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斂財效果。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劉文彩硬性規定各商號“只許賺錢，不許虧折”，年利率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規定“囤積不限資金，經營不擇手段”，達成這一“盈利”目標的基本辦法，則是靠買斷貨源來壟斷囤積，譬如設在敘府的“長髮元”商號，把藥材中常用的、大宗的、價平的品種如當歸、天麻、半夏、川芎等，在雲南、川西等地買斷貨源，囤積待價，有時弄得各地藥商只好仰承“長髮元”供應，用這種手段，劉文彩囤積的藥材等土產，牟利最多可達百分之八十。除藥材、山貨之外，劉文彩依靠兄弟的槍桿子和手裡大量的賦稅，壟斷的產業還包括食鹽、棉花、高利貸等。在劉文輝的防區內，幾乎所有賺錢的行業，都能看到劉文彩這隻官商一體的壟斷巨鱷的存在。

劉德升在給經濟調查局的報告中不無悲憤的寫道：“有權力開道，劉文彩在商海任意馳騁，普通商人根本無力與之抗衡。劉文彩做起藥材生意，‘德順生’、‘富元亨’等十餘家藥號便不能不垮臺。劉文彩做運生意，‘植豐’輪船公司、‘合眾’輪船公司就不能不關門。官商於自由競爭之害，劉文彩堪作一例。”

但劉德升透過調查知道，苛捐雜稅也好，囤積居奇也罷，其實都不如劉文彩在川南的鴉片生意賺的錢多。

劉文彩還有一個兼任的職務，叫做“川南禁菸查緝總處”處長。該職務的責任，本來是響應北京政府1923年的一項決議——自1923年起，在兩年之內禁絕國內的鴉片。

但劉文彩任職期間的做法，卻不是積極禁菸，而是積極地利用自己川南最高禁菸長官這個身份，大做鴉片生意。劉德升記錄劉文彩販煙的基本手段是：“在防區內轄有的五十餘縣，按縣的大小，分設禁菸查緝處或所，各縣鄉鎮還設有禁菸盤查分所，專門徵收煙稅，推銷‘公土’。表面禁菸，實則大開菸禁，以至於川南煙館之多，駭人聽聞。同時，其還為了進一步壟斷鴉片運售，通令所屬防區設立‘官膏棧’，限定日期，強迫私商存煙，以低價賣給‘公家’，然後又以‘公土’名義，高價轉賣給公私煙館，讓癮民公開吸食，藉以斂財。對於產煙區域，每屆秋末冬初鴉片下種時，則派員分赴各地，督促當地團保向菸民‘勸種’，對不願種煙者，則加重徵收‘懶捐’，並強迫下種，然後將其所收集的煙土，勾結上海煙商、流氓製造嗎啡……”也就是說，劉文彩實際上是以禁菸的名義，在川南轄區建立了一整套的“鴉片專賣制度”，由劉文彩一人獨自壟斷川南的鴉片貿易，據一些知情人士稱，劉文彩甚至一度包銷了西南各省鴉片產量的三分之一…；

“最好能進到他的府裡，找到賬目。”劉德升又舉起了望遠鏡，觀察著劉家大院的情況。此時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