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珊珊伏在床頭輕聲對陳毅說：“爸爸，剛才葉伯伯的話，如果你能聽見，就閉一閉眼睛。”這時說話已經困難的陳毅閉了閉眼，又一次陷入昏迷。當日深夜11時55分，陳毅與世長辭。陳珊珊回憶這段往事，流著熱淚說：“我父親在彌留之際，能夠聽到由葉帥親自傳達的毛主席關於為‘二月逆流’、為這些老同志平反，為他洗刷在‘文革’當中最大的冤情，我真的覺得，我父親可以瞑目了。”

排除“四人幫”干擾，力請鄧小平復出

然而，葉劍英仍然處在新的鬥爭的漩渦之中。

這個鬥爭的主要物件是江青反革命集團。江青集團是“文革”孕育出來的一個畸形兒。早在“文革”發動階段，它與林彪集團就開始勾結。1966年4月，中共中央批發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即是這兩個集團借“文革”互相勾結、共同進行陰謀活動的有力見證。“文革”發動後，這兩個集團在“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中分別加強各自的勢力。自從1972年9月，王洪文從上海調到中央工作，很快成為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江、張、王、姚結成“四人幫”集團加緊策劃，製造混亂，同林彪集團貌似“團結合作”實則分庭抗禮，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正因如此，在它們之間，除有互相勾結、利用的一面外，也存在著矛盾和鬥爭的一面。從一定意義上說，林彪發動的未遂反革命政變，也是這兩個反革命集團之間的殊死鬥爭進入白熱化的一種表現。林彪一夥的覆滅，對江青集團來說無疑是解除了一個直接的威脅，藉機加強自己的實力。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的情況是，江青一夥無法區別它與林彪一夥“何其相似”的極“左”面目和反動本質，這使得他們都必然將自己置於黨和人民的對立面。黨和人民對於林彪一夥的批判，必然造成對江青集團的新的威脅。這種揭發批判越深入，江青一夥的反動面目也就隨之暴露得越清楚，他們也必然耍兩面手法掩蓋自己的罪責，挑起新的事端，轉移鬥爭大方向。因此，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與“四人幫”鬥爭越來越尖銳複雜艱難。這場鬥爭開始進入新的階段，出現了一些新特點：第一，林彪自我爆炸以後，江青一夥搖身一變，成為“反林英雄”。他們利用毛澤東的威望，歪曲、篡改毛澤東的指示為己用，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封鎖和控制了毛澤東。第二，“四人幫”嚴重歪曲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形而上學猖獗”，搞亂了群眾的思想，而許多人受他們的欺騙和利用而不自覺。第三，“四人幫”壟斷了黨內資訊，控制了輿論工具，要公開揭露他們的身世和罪行相當困難。第四，更重要的是，江青等在中央竊取的特殊地位，給這場鬥爭帶來了特殊困難。江青是以“第一夫人”自居，擺出“女皇”的架勢，飛揚跋扈，不可侵犯；王洪文是毛澤東“點名”的接班人、上海灘的“幫頭”、“花花太歲”；張春橋、姚文元的“文才”曾受毛澤東的賞識，成為當代“文霸”、“學閥”和“理論家”，不可一世。這四個人結成“黑幫”，互相利用，互相依賴，互相吹捧，欺騙了相當一部分人跟著跑。他們出席中央會議通常是“一唱三和”，打橫起鬨，爭取同情，製造壓力，迫使眾人就範。對於這種狀況，葉劍英作過精闢的分析：“四人幫”在政治局中是個少數。但是，我們要看到“四人幫”裡頭，一個是黨的副主席，一個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個是假借主席名義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陰謀家，一個是掌握全部宣傳工具的吹鼓手。他們人數雖少，能量頗大。自從毛主席病重以後，又來了一個所謂“聯絡員”毛遠新，政治局會議的情況由他上傳，毛主席的指示由他下達。這種狀況，使鬥爭更加艱鉅複雜起來。當時，政治局的同志，為了顧全大局。為了毛主席的健康，對這種不正常的情況，採取了剋制的態度，“投鼠忌器”，一直拖延到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與“四人幫”鬥爭採取了曲折迂迴的方式，講究策略，注意方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十年浩劫（21）

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覆滅，“四人幫”加緊篡黨奪權活動，使中國的局勢變得更為嚴峻了。毛澤東從林彪叛逃中得到了教訓，神情沮喪，開始承認“文化大革命”帶來的一些弊端，但尚不承認“文革”理論和實踐的徹底失敗，尚未認識“四人幫”的本質，也無力解決他們的問題。為了挽救國民經濟遭受巨大破壞，改變各方面工作停滯混亂的狀況，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力圖利用林彪垮臺、毛澤東號召開展批林整風的機會，千方百計採取措施，批判極“左”思潮，糾正“文化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