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聲大噪甚至引來一場兵革，天下唯有柳永獨步，無人與之比肩。

但是柳永更值得我們去認識的是，他創造了文化傳播的新的形式，即透過“歌詞→歌妓→聽眾”文化動態傳播形式，最終達到了“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　（《避暑錄話》，南宋葉夢得）的效果。也可以這麼說，柳永是史上最早的詞壇偶像。由於他寫得一手絕妙好詞，隨便給哪個歌妓寫上幾句，她就會身價倍增。於是歌妓們瘋狂“追星”。柳永又稱柳七，能和柳七親熱唱和就成了歌妓們的最高願望：“不願君王召，願得柳七叫；不願千黃金，願得柳七心；不願神仙見，願識柳七面。”這順口溜後來傳到宋仁宗那裡，《鶴沖天》的賭氣未消，又添醋意，心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怎麼能讓這個*浪子搶了我的頭彩？但礙於一國之尊的身份，怎能和一介書生爭風吃醋，只好悶在心裡發狠。因此，從文化的傳播而言，柳永是非常成功的開拓者。

可惜柳永也逃離不了才高命蹇的宿命，最終他也只是一個*自賞的才子詞人、疏狂自傲的多情浪子，孤寂自傷的蹇運寒士。

才子命蹇比比皆是，唐有李白，宋出柳永，明添徐渭，均潦倒一生，鬱鬱而終。這是什麼原因？命蹇之人特別是才華橫溢的人往往返及自身，顧影自憐，最後寫下真性真情的文章，留給後人的不僅是文學瑰寶，還有無限的惆悵。

中華文化史上演了一出“皇帝無情，婊子有義”的詼諧劇。內心孤獨的柳永最後在孤獨中淒涼而逝，身無分文的他竟然還是那幫歌妓“粉絲”集資營葬。死後亦無親族祭奠，每年清明，認識不認識的歌妓們都相約赴其墳地祭掃，以至於相沿成習，稱之為“吊柳七”或“吊柳會”。　txt小說上傳分享

秋風寶劍孤臣淚——閱讀李鴻章

只有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很無能，不能為自己承擔責任，他才會把這個責任推給這個社會或者他人。真正負起這個民族的歷史責任的，或許正是我們唾罵的人，正是那些敢於天下先的洋務派、維新派、革命黨人。

——作者題記

中華民族是一個善於推卸責任的民族，危難當頭，那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往往會成為承擔整個民族沉淪的替罪羊，釘進歷史的恥辱之柱。

我們這個國家，從封建帝制到現在已經模糊化卻非常務實的體制，歷盡屈辱，探索出路，前赴後繼，最後終於走向“共和”。這是一個非常痛苦分娩的過程，是由許多人努力的結果，洋務派、維新派、革命黨人、國民黨人等等，他們作為革新的力量，一腔熱血，共同的目的都是致力於強國富民。他們都是赤誠的愛國者。我們不應該由非我黨族，　一概抹殺。然而，直到今天，我們的評定歷史人物都帶著非理性的*餘緒——“一言堂”，“欽定”下來的，非白即黑，做的好事不算，而壞事都統統劃入到他一個人頭上，一棍子打死。它從來不允許中間狀態，即灰色狀態出現。

我們為政治的需要塑造的光輝形象，比如雷鋒、焦裕祿等等，現在漸漸讓人產生質疑。我們也無法確定他們到底對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做出如何的抉擇或犧牲。隨著中國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我們漸漸接受各種各樣的新思潮、新觀念，才發現這是特殊時代特殊的政治需要，繪上一張臉譜，然後按照漫畫式的藝術手法，創造出來的，作為學習的榜樣。

我想即使在滿清政府時代的中國，中國也是四億五千萬人的中國。八國聯軍《辛丑條約》想汙辱的是四億五千萬的中國人，因此四億五千萬的白銀賠款，每人一兩，明示華族每人受其辱。作為身處此情此景的中國人，特別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難道沒有一種救亡圖強的“復興”想法，坐以待斃？但是，我們現在漸漸強大起來了，或者說“站”起來，卻不想面對這段落後捱打做“軟腳蟹”的歷史。於是，我們竟非理性的將這個時代落後捱打的責任都推在滿清政府的身上，歸咎到具體的人身上，如李鴻章、慈禧之輩。這種推諉責任的做法，絕對是一種病態的心理在作怪。其實，作為民族的一分子都無法推掉這個落後被捱打的責任。只有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很無能，不能承擔責任，他才會把這個責任推給這個社會或者他人。真正負起這個民族的歷史責任的，或許正是我們唾罵的人，正是那些敢於天下先的洋務派、維新派、革命黨人。而我們卻極盡譏笑奚落之能事，說他們的幼稚、不成熟、革命不徹底，諸如種種，總之一句話：未達到共產黨人解放全人類的高度！

李鴻章處在“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之中，遇到“數千年來未有之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