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不像五個月之前，我第一次見到空間站的時候，“和平”號現在看上去非常親切。我不用看第二眼就能確認我這個執行軌道的家的各種不同的太空艙和附件。

太空梭成員很忙。愛琳·科林斯，飛機駕駛員，在查理·普雷庫爾特的監控之下進行脫離操作。我幫忙充當無線電的俄語通訊員，但在飛機脫離之後，“和平”號船員幾乎沒有什麼積極作用，並沒有太多的可說。

我確實忙著拍攝“和平”號的照片，這也是計劃中“和平”號調查實驗的一部分。地球上的專家以後會仔細分析這些照片，來探索諸如微小隕石對太陽能帆板的破壞程度和“和平”號的外殼狀況等問題。俄羅斯星城，休斯頓約翰森空間中心的宇航員訓練者，會選擇其中的一些照片，用來指導未來的宇航員辨別“和平”號的外部特徵。

我們越行越遠，我拍的照片變得缺少科技用處，但同時變得更加迷人。以藍色的地球為背景，“和平”號就像閃爍的金子。我繼續按動快門，不僅拍下“和平”號的壯景，還有在空間站下方旋轉的裡海，鹹海，喜馬拉雅山頂。

漸漸地，“和平”號縮小得就像一顆明亮的恆星，然後消失在黑暗之中。我注視著黑暗，感到一陣刺痛——一種思鄉的痛楚。過了幾分鐘，嘆了一口氣，我開始往剛剛拍攝的五卷36張底片的膠捲上帖標籤，並將他們存放在帶回地球的膠捲包中。

我將全部的注意力轉向了亞特蘭蒂斯號，開始想像著陸的那天。儘管正式身份是船員的一分子，我基本上是一件運回的貨物。畢竟，太空梭使命STS84的主要目的是放下我的接替者，帶我平安地回家。飛機成員們很久以前在地球上受訓的時候就雕琢過被指派的任務，當然，任務是在我不在的時候演練的，因為那時侯我早已在太空裡的“和平”號上。因此，我是個額外的物品，一個多餘的幫手，而不是任何特殊飛機行動中一個不可缺少的，不可代替的成分。

儘管如此，我知道飛機行動與每個人承擔的必要日程安排。所以任何地方我能幫就幫，主動要求清理進氣孔和做其他的家務活。但我的首要任務是作好兩天之後著陸的準備。儘管相信亞特蘭蒂斯號的船員能不費力地將我帶回家，我虛弱的且適應了太空生活的身體怎麼能承受住重新進入大氣層後著陸地球時的引力壓力還是個疑問，令人擔憂。

部分出於我的要求，一個新設計的跑步機被送到了亞特蘭蒂斯號上。我繼續我的訓練單元，每天兩次在跑步機上進行一小時的鍛鍊。在俄羅斯的跑步機上跑了將近五個月，再配合我在運動醫學中的專業訓練，我很可能是最好的研究物件，如果跑步機的設計者登上飛船來評估裝置的話。

根據我的觀察和微型錄音機上的建議，我對跑步機進行了精密的徹底的評估。我增加下拉載重板的壓力來抗衡相當於我在地球上的體重，165磅的力。盔甲的皮帶深深地嵌在我的肩膀裡，我敏感的腳後跟（柔軟的，沒有繭的，因為我已經幾個月沒有用它們走路了），覺得似乎有釘子戳了進去。我不顧疼痛，更加用力地踩下去。我現在想要模擬很快就會體會到的引力的壓力。我想使自己確信能夠為著陸那天的困難作好準備。我想要達到巔峰，作好準備。

新的美國跑步機的效能與我自己的表現都讓我感到高興，我的信心增加了。

我接下去近距離地觀察我重返大氣層的座位。它不是一個標準的飛船座位；實際上，它並不是一個座位。相反地，它看上去更象一個沙發。在心臟遭遇五個月的不良環境之後，醫學專家認為返回途中已經長時間忍受不良環境的宇航員最好是躺著，而不是坐著。重新進入大氣層的過程中，在頭到腳的方向須拉上1�5G�s，所有時候都依靠心臟來提供大腦充足的血量，被認為是缺乏考慮的。所有長期飛行的飛行員回到地球時都平躺著，根據附加的預防措施將腿抬高，感覺G�s從前胸到後背穿過。

我們太空梭上的座位專家是法國宇航員傑·佛朗西斯，他是第二次飛行。當他看到我在觀察座位，他毫不猶豫就開始了持續十分鐘的座位部件展示，並將我綁到了座位上。他大致地描述了船員的撤離計劃來增進我的認識，如果飛機滑出跑道或者被迫降落，該計劃就會執行。使問題複雜化的因素，他告訴我，是我的重量。以其他長時間飛行的旅行者過去的經驗來說，對我的預期是不能自己站立。

“比利，鮑博，”那是傑·佛朗西斯不太好認的美國暱稱，告訴我船員在地球上曾從飛機模擬器中搬運一個150磅重的人像，共用了三個人才算完成任務。沒有我們膀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