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活潑了，一下子冷清了好多。自你們走後同志們可想念你們了，有時因此事想得我（　們　）睡不著覺。”

括號裡的“們”寫在“我”和“睡”之間的上方，打了個對鉤，是後添上的，反而暴露出了要掩飾的意思，接下去他說：

大校的女兒　第一部分（7）

“我爺爺給我定了個物件，家裡沒有女人照顧，不方便。他讓我回家看看，如都同意，就結婚，就可以讓女方來家裡住了。不回去是說不過去的，但我不想同意這事，不知你有什麼意見，請速回信。”

那信我沒回，沒看完，第二頁掀開後瞄一眼下面的落款就放下了，就算是看完了，當時我還有三封信急著看呢。那時候通訊是我們的生活主要內容之一，同時收到四五封信是常有的事，我看信的習慣是先從最沒有意思的看起。有意思沒意思一般從信封的筆跡和地址上就能判斷出來，準確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他的信比我預料的還沒意思，總共不到兩頁紙，卻用了大半頁紙在說為什麼沒有寫信，為什麼寫信，翻來覆去；字又難看。這“難看”裡兩層意思都有：潦草和醜。

電扇在最高擋處呼呼旋轉，攪動起一股又一股的熱流。桌子椅子牆壁，摸摸哪裡都比手熱。泡腳的涼水都變成了溫的。看錶，已經六點多了，肚子卻是一點不餓，天熱得人新陳代謝都停止了。我將雁南的信摺好，收起。心想，得出去，隨便去哪兒，隨便幹什麼，否則，我會被這間小屋窒息。拿上紫花帆布挎包做道具，腳步再匆匆一點，人們就會以為我是去採購東西。

剛一下樓，碰上了魏申申。

“這不在家嘛，怎麼不接電話？”

“你打電話了？”

“無數次！你們這樓道的人，一點沒公共道德！……你幹嗎去？”

“不幹嗎。”

“上我那去？”

“胖子呢？”

“去新疆了，演出。……別說啊，他們劇院不知道，偷著去的。”

“膽夠大的！”

“那也是叫他們給逼的！”

我們往申申家走。申申和我住一個院兒，她家到我家，兩棟樓相距不過幾十米。她買了個25寸彩電，剛找人幫忙給拉到家裡，電視一進家她就給我打電話了。25寸彩電在當時非常豪華，頗值得與親朋好友們共享。

“能看了嗎？”走著，我問。

“應該差不多了，正安著。”忽然她兩手一拍，“哎！正好哎！幫我安電視的那哥們兒是胖子的朋友，上個月剛剛離了婚——你上哪兒去？”

“收發室。看有沒有我的信。”

“不去我家了？”

“不去了。”

“你——神經病啊！”

我向右拐，揚長而去。

收發室裡還真有我的信，兩封，但都不是我期待中的。雁南說姜士安要去了我的地址，要去了地址為什麼不寫信來？

那天我又去了公園，實在沒別的地兒可去，一個人在公園裡走，直走到“金烏西墜，玉兔東昇”。那天晚上的“玉兔”是月牙，細細的一線，纖小清瘦，在北京過於明亮的夜空裡黯然無神，彷彿化好了妝的臉上未及塗唇膏的嘴。

……那月牙細細的一線，纖小清瘦，鑲嵌在乾淨得沒有一粒雜質的海島夜空上，亮晶晶的，我走它也走。我剛下零點至三點的夜班，從坑道里出來隻身一人回營區宿舍。通常夜班都是三人一行，那天忘了什麼原因，只有我一人返回。三個人一塊我都害怕，坑道在山上，途中要穿玉米地，穿松林，要走二十五分鐘，雖然有槍，但怕走火連隊規定子彈不得上膛，因之夜班夜行一直是我深為苦惱的事，不是怕死，是怕“死不了也活不成”——這是“強姦”的代用說法，是我們排年齡最大的一位女兵的發明，她十九歲。不知現在的女孩子怎麼樣，反正我們那時對於強姦這種事真正是恐懼到了病態的程度，看到《　南方來信　》的書裡說女革命者如何被美國兵脫光衣服同男人關在一起，就會刷地起一身雞皮疙瘩，會想：如果這事攤我身上，我馬上死！不知這是不是因為當時我們沒有受過性教育的緣故，無知便要想象，想象是無窮的，就好比人們對於死亡的恐懼，恰是因為誰也不知道它究竟是怎麼回事。幾年來的多少個夜班啊，我們就是這樣地恐懼著，但是沒有一個人肯承認。那是一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年代，一個“男女都一樣”的年代，誰也不願意被人看做懦夫。

大校的女兒　第一部分（8）

我走出坑道，外面漆黑一片，海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