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美國社會在二戰後的強盛中滋生了一種“世界即我，我即世界”的自我封閉意識。我國某部長一九九四年訪美時，美國《時代》雜誌的董事長曾問他：“請問你們中國的媒介什麼時候開放呀？”該部長回答說：“中國的電視中有30％的節目是從世界各地引進的，而美國主流電視中有多少外國節目呢？到底哪個媒介更開放呢？”一九九六年，《楊瀾視線》節目的一個話題是一個調查，看看中國和美國十四歲的中學生（二○○○年中學畢業），誰更瞭解世界，結果表明，中國學生對世界歷史、地理及科學方面的知識遠遠超過美國學生。一箇中國學生可以用英語回答出美國的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的名字。而不少美國中學生卻說不出上海是哪個國家的城市。美國，該為自己下個世紀主人的知識素養操一點兒心了。

在這個文明互相撞擊的時代，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需要面對現實。想拒絕衝擊是不可能的，想放棄根脈也是愚蠢的。我想起明子的那句話：“重要的是做一個完整的人。。。文化是相通的，只不過人們給它們取了不同的名字。”

此時，在我眼前出現的是歐亞大陸交界處的山脈和海水。我想，深厚的文明是經得起碰撞的，它反而因為對手的勢均力敵而更視訊記憶體在的價值。交鋒處，自會山嶺巍峨；相融處，又何妨柳暗花明？

讓我再回到在土耳其的旅行吧。在它的首都——伊斯坦布林，我遊覽了具有二千五百多年曆史的聖索菲婭清真寺。它建於東羅馬拜占庭時期，當時是一座東正教教堂，十五世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定都伊斯坦布林（當時稱康斯坦丁堡），遂將它改建成清真寺。如今，它依然是這座城市的標誌之一，其氣勢恢宏的圓頂（直徑達三十多米），傲居世界之最。它更像是一座博物館，在那裡，《古蘭經》的格言與描寫《聖經》故事的瓷磚畫相安無事地並肩陳列在古老的牆壁上，希臘—羅馬式的廊柱堅固地支撐著伊斯蘭絢爛的圖紋。來自世界各地的遊人安詳地在這交融的東西文化中流連忘返，地理、宗教、種族、文化的不同沒有使任何人產生坐立不安的焦慮或失落。彩色的鑲花玻璃窗中，透過迷人的太陽的光芒，時間彷彿在一瞬間凝滯。導遊告訴我，“聖索菲婭”的意思是“神聖的智慧”。

畢竟，人不是為那些界線而生活的。跨越界線，讓我們的視野更加遼闊。

家住侯家路

搖到外婆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分。成年人見面時往往恭敬地遞上一張名片，上面印著“經理“、“教授”的字樣，那是指職位；作為主持人的我常常在介紹來賓時冠以“著名錶演藝術家”、“著名作家”的頭銜，那是指成就。而對於既無職業，也無成就的孩童來說，他們的身分往往只有依靠與他人的關係來確認，如“××家的小孩”等等。

在我的童年時代，曾驕傲地擁有自己的身分與標誌。那是一條小手絹，上面用紅棉線繡著我的名字，下面一行小字：“家住侯家路112號”。今天不少名人因為其名家喻戶曉，沒有必要在名片上羅列繁多的職位與榮譽，也常常採取這種只印姓名、住址的方法。而幼小的我別在衣襟上的小手絹，似乎就有類似的去繁就簡的功能。當然，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我丟了。

侯家路112

號是上海外婆家的地址。那裡與城隍廟之間有兩三分鐘的路。我在那裡從一歲半呆到四歲，後來又斷斷續續住過兩年。那裡是我記事以來最早的座標，我的第一個社會標誌，就是住在侯家路112號的那個小女孩。

然而，今天我只能在記憶裡搜尋這個方位了。今年夏天回國時，我興致勃勃地拉著吳徵，去“瞻仰”兒時的故居，準備指指點點、吹番牛支。但是、晚了。侯家路一側的房屋早已被夷為平地，被水泥牆圍了起來，據說是香港明星成龍、梅豔芳等等資在這裡建“明星城”。用不了多久，瓊樓玉宇、燈紅酒綠將賦予這一片地區不夜的繁華。斜馬路上的公用電話亭還在，但一年之後整個城區都將被拆除。我正長吁短嘆，吳徵一把將我拉到一邊，一輛三輪車從我身邊飛快地駛過，上面裝著叮滿蒼蠅的西瓜皮。

我的近九十歲的外祖父母已於去年遷出了他們生活了七十多年的侯家路，搬入浦東兩室一廳的單元房。年邁的他們一如既往的豁達，並不因故居難離而多愁善感。他們說，現在不必每天爬上爬下嘎吱作響、狹窄陡峭的木樓梯，可以告別老式馬桶所帶來的諸多不便，又可以呼吸著浦東新鮮的空氣，何樂而不為呢？

傷感的倒是我這個年輕人：永遠失去了那條溼漉漉的小巷，失去了門前菜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