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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對於國家民族的最大貢獻，在抗戰以前，厥為民國二十二年閩變的敉平，他除了蒐集叛軍部署情報，並曾冒險入閩，策動十九路軍六十一師毛維壽和六十師沉光漢部相機反正，使李濟琛、陳銘樞等人的叛亂為之氷釋瓦解，大流血的內戰，因而避免。此外如民國二十五年的「兩廣事件」，倘若不是戴笠派鄭介民秘密南下，策反粵軍，使巫劍雄、黃質文的兩個師，鄺文光、鄧瑞功的兩艘魚雷艦，以及粵方全部空軍全部飛離廣東，歸順中央，使陳濟棠陸海空三軍不戰而降，鉅變因以傳檄而定；那麼，華南內戰早已爆發，那一仗打下來的結果，兄弟鬩牆，兩敗俱傷，民國二十六年日本軍閥的大舉侵華，勝負如何，實難逆料。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西安事變，蔣委員長被張學良、楊虎城劫持於西安，訊息傳出，舉世震駭，張學良、楊虎城實已稱兵叛變，當時戴笠正在廣東處理緝私工作，聞訊他立刻趕返南京，十月二十二日，他不顧友人和同志的勸阻，抱定必死的決心，陪同蔣夫人直飛西安隨侍蔣委員長，效法蔣委員長赴難永豐軍艦伴從國父的精神。他一到西安就被監視，張學良曾親自去看他，出示一份東北軍軍官的聯名簽呈：「請速殺戴笠，以絕後患。」

當時，這位硬漢便大義凜然的抗聲答覆：

「主辱臣死，古有名訓，現在領袖蒙難西安，凡是領袖的部屬，便決不會忍辱偷生，戴笠怕死，就不會來此！不過我死以後，我的同志必將繼承我的志願，維護領袖，為國除奸！」

一腔忠義，竟使張學良為之懾服，他不會殺戴笠，僅只將他囚禁，十二月二十五日張學良終於翻然悔悟，親送蔣委員長夫婦回南京，自縛請罪，事變結束，戴笠也恢復了自由，事後在他被囚的地下室中，有人揀到他遺留下的一張親筆便條，那上面寫著使他名嗓天下，萬流景仰的幾句話：

「自昨日下午到此，卽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惟未見領袖，死有不甘！」

抗戰前夕，戴笠所領導的軍統，規模已很龐大，軍統人員的活動範圍，從通都大邑直至邊陲村鎮，乃至海外各地。這一股新興的力量，使一切中華民國的敵人，包括日本軍閥，外國列強，共產黨徒，陰謀禍國與為非作惡者，都因之頭痛萬分，極其忌恨，日本軍方特意給他們起個名字，叫「藍衣社」

。杜月笙和戴笠肝膽相照，都是至性中人，他倆之間結識甚早，但都只能說是泛泛的點頭之交，不過自從西安一役，使杜月笙對於戴笠，更增惺惺相惜之感。因此，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那天夜晚，當戴笠的一張名片遞進杜公館，杜月笙確實是不勝欣喜，頗有倒屣相迎之概。但是當時他和戴笠分賓主坐定，數語寒喧，戴笠直截了當的說明來意，卻竟使杜月笙大費躊躇。

因為戴笠指手畫腳，侃侃而談，他所提出的請求和計劃，在做了半輩子太平紳士、社會領袖的杜月笙聽來，委實過於瘋狂與大膽。

就在不及半月之前，戴笠在天津憑几則電令，無人生有，組成了一支兩千餘人的軍隊，擁有長短槍七百餘支。這是他電令軍統天津站長設法組織「便衣隊」，在敵軍佔領地區，從事襲擊敵軍，由於愛國青年的同仇敵愾，紛紛自動投效，不數日間便成立了兩千多人的勁旅，這一次的成就激發了戴笠的雄心壯志，他親赴上海往訪杜月笙，想用「別動隊」的名義，在上海擴大範圍，建立一支人數更多，力量更強的新軍。蘇浙別動隊建軍史

極其興奮熱烈的，戴笠滔滔不絕，向杜月笙透露他的驚人計劃，他希望這支新軍能有足夠的兵力，分佈於滬西、浦東和蘇州河一帶，正式協助國軍作戰。由於此一地區是如此的繁複和遼闊，使杜月笙忍不住打斷了戴笠的話，他試探的問：

「戴先生所講的足夠兵力，大致需要多少人呢？」

回答簡潔而乾脆，戴笠斷然的說：

「最低限度，要一萬人」

杜月笙聽了，不禁倒抽一口冷氣，旦夕之間要組成一萬大軍，真是談何容易？如果是打相打，吶喊助威，聚眾滋事，憑杜月笙在上海工商兩界的龐大勢力，白相人地的無上權威，莫說萬兒八千，便要十萬八萬的人馬，也是叱嗟可辦，然而戴笠是在說編組軍隊，在頑強敵人的大炮機槍飛機炸彈之下，叫黃浦灘上吃油著綢，紙醉金迷的少年兒郎，脫下便服，著上軍裝，長期離開家庭，別妻離子，不經訓練就上火線去打仗。杜月笙容或豪情勝概不改，脫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