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皮開肉綻，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誠之心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了。改革開放以後，自己腦袋裡才裂開了一點縫，“覺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離開魯迅在《　過客　》一文講到的長滿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遠了。

至於適之先生，他離開北大後的情況，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總起來說，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無法清楚的。到了1954年，從批判俞平伯先生的《　紅樓夢研究　》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起，批判之火終於燒到了適之先生身上。這是一場缺席批判。適之遠在重洋之外，坐山觀虎鬥。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樂得怡然觀戰。他的名字彷彿已經成一個稻草人。渾身是箭，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陸上眾家豪傑，個個義形於色，爭先恐後，萬箭齊發，適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動。我幻想，這一定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景觀。在浪費了許多紙張和筆墨、時間和精力之餘，終成為“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亂哄哄一場鬧劇。

適之先生於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經過了古稀，在中國曆代學術史上，這已可以算是高齡了，但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似乎還應該活得更長一點。中國古稱“仁者壽”，但適之先生只能說是“仁者不壽”。當時在大陸上“左”風猶狂，一般人大概認為胡適已經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了。這樣一個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驚小怪！所以報刊雜誌上沒有一點反應。我自己當然是被矇在鼓裡，毫無所知。十幾二十年以後，我腦袋裡開始透進點光的時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寫了一篇短文《　為胡適說幾句話　》，我連“先生”二字都沒有勇氣加上，可是還有人勸我以不發表為宜。文章終於發表了，反應還差強人意，至少沒有人來追查我，我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最近幾年來，改革開放之風吹綠了中華大地，知識分子的心態有了明顯的轉變，身上的枷鎖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潑在身上的汙泥濁水逐漸清除了，再也用不著天天夾著尾巴過日子了。這種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積極性，願意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奮起直追，出版了幾部《　胡適文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強，準備出版一部超過兩千萬字的《　胡適全集　》。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主編這一非常重要的職位，出版社竟垂青於我。我本不是胡適研究專家，我誠惶誠恐，力辭不敢應允。但是出版社卻說，現在北大曾經同適之先生共過事而過從又比較頻繁的人，只剩下我一個人了。鐵證如山，我只能“仰”（　不是“俯”　）允了。我也想以此報知遇之恩於萬一。我寫了一篇長達一萬七千字的總序，副標題是：還胡適以本來面目。意思也不過是想撥亂反正，以正視聽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　學林往事　》中寫一篇關於適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應允而且從臺灣回來後抱病寫完。這一篇文章的副標題是：畢竟一書生。原因是，前一個副標題說得太滿，我哪裡有能力還適之先生以本來面目呢？後一個副標題是說我對適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4）

我在上面談了一些瑣事和非瑣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貴的記憶。我可真是萬萬沒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還能來到寶島，這是以前連想都沒敢想的事。到了臺北以後，才發現，五十年前在北平結識的老朋友，比如梁實秋、袁同禮、傅斯年、毛子水、姚從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規律，是人力所無法抗禦的。

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聯翩，上下五十年，縱橫數千裡，往事如雲如煙，又歷歷如在目前。中國古代有俞伯牙在鍾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許多在摯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這個舊理，我應當把我那新出齊了的《　文集　》搬到適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彙報我畢生科學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時雖思緒混亂，但神智還是清楚的，我沒有這樣做。我環顧陵園，只見石階整潔，盤旋而上，陵墓極雄偉，上覆巨石，墓誌銘為毛子水親筆書寫，墓後石牆上嵌有“德藝雙隆”四個大字，連同墓誌銘，都金光閃閃，炫人雙目。我站在那裡，驀抬頭，適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顯現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縮為一剎那，歷史彷彿沒有移動。但是，一定神兒，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齡，歷史畢竟是動了，可我一點也沒有頹唐之感。我現在大有“老驥伏櫪，志在萬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還會有機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