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處理完政事，便來到太宗寢宮照看太宗，醫藥膳食，親自過問。太宗讓他出外遊觀，他推辭，說自己寧願“奉至尊、居膝下”。太宗非常高興，在自己的寢殿側安置了一處院落，讓李治居住。李治晝夜不離地伺候父親，甚至數日不食，連頭髮也白了許多。太宗感動得直流淚：“我聽說古代的孝子，莫過於文王，但你這幾天為了我頭髮都變白了，你真是比文王還有孝心啊！我死而無憾！”

………【李治“昏懦”嗎】………

貞觀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52歲的一代英主唐太宗長逝於終南山的翠微宮。六月初一，22歲的太子李治即位，是為唐高宗，即大赦天下。

唐高宗是一個很尷尬的角色。在他前面，有太宗以及貞觀之治的耀眼光環，與他並駕齊驅繼而作他身後的是歷史上惟一的一個女皇武則天，高宗李治差不多被歷史忽略了。

對於高宗的當政，過去人們常以“昏懦”二字予以評價。理由一是認為他的才智不如其父太宗，二是因為他在當政期間把國家政柄交付武則天，也就是因為他的寵信，使一個女人居中用事，把持國政。那麼，高宗果真是一個“昏懦”之君嗎？

先來反駁前一條理由。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明君，如果說只要才智不如他，就要被冠之以“昏”字，那實在是太苛刻了。事實上，高宗的天賦雖然不高，但經過太宗多年的苦心培養，畢竟掌握了一些治國本領。

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暫停了對遼東（高麗）的戰爭及土木工程的營造，繼續推行貞觀晚年一度中斷過的休養生息政策。高宗非常勤於政事，確有治理好國家的願望，也鼓勵大臣們對有關國計民生的各個方面多提意見，並能接受正確意見。善於納諫成為他彌補天賦不高的重要措施。有一次，他出外打獵遇雨，就問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麼樣才能不漏一點水？臣下說：“要是用瓦做，就不會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應出來打獵遊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評。顯慶元年（656），高宗再次徵詢如何能夠減輕百姓負擔。大臣來濟指出：“過多的勞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負擔，出工則誤農時，出錢又花費很多，應該免除一切不急需的搖役徵發。”高宗虛心採納。

高宗時期對於法律建設也十分重視。我國現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議》，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長孫無忌等大臣修訂而成的。《唐律疏議》的頒佈，完善了貞觀法制。而且，這一時期的執法狀況也是比較疏闊的。有一次，大理寺卿唐臨向高宗報告說：“監獄中在押的犯人只有50多個，其中有2人需要判死刑。”如此低的犯罪率正是高宗統治平穩的極好佐證。

在對外關係方面，高宗所取得的成績是超過其父太宗的。太宗大軍親征，徒勞無功。而後來高宗派大將蘇定方、李勣（即李世勣）和劉仁軌、薛仁貴經營遼東，最後兵圍平壤，凱旋班師，並在遼東設立九都督府。後來新羅統一朝鮮半島，與唐朝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顯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沒有實現的夢想。

這裡還有一組鐵的資料：貞觀時期全國人口不滿300萬戶，永徽三年（652），全國人口便增加到380萬戶（在古代，統治者治國得當是人口增長的必要前提）。永徽五年（654），糧食大面積豐收，洛州地區粟米每鬥兩錢半，粳米每鬥11個銅錢。

這一切都說明了高宗初年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軍事方面的成果比貞觀時期擴大了，因此“永徽（高宗年號）之政”不僅僅是過去人們所評價的“有貞觀之遺風”，而是把貞觀盛世繼續推向前進。一個繼續執行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繼續沿著國家建設和發展的正確道路開拓前進的君主，一個使國家疆域不斷拓展、國力不斷增強、民族關係不斷改善的君主，怎麼能用“昏懦”二字來評價呢？

唐高宗雖然生性寬仁孝友，但並不代表他在政治上是懦弱無能之輩。李淵生22子，太宗生14子，這些皇室成員往往仗勢欺人，橫行不法，欺凌百姓，胡作非為。李淵的小兒子騰王李元嬰與太宗的七子蔣王李惲都是搜刮民財的能手，四處盤剝、掠奪，民憤很大。在一次普賜諸王時，李治說：“騰王叔叔和蔣王哥哥都善於自己經營，我看就不必賜給財物，只賞給他們兩車麻，讓他們回去做串銅錢的繩子吧。”李治雖沒有嚴厲地懲罰他們，卻使他們當場出醜，大失臉面，體現了賞罰分明的態度。

高宗在處理涉及皇帝權威和危及皇位穩固的事件中，沒有一絲昏懦和畏手畏腳。最典型的例子是永徽三年（652），他處理宗室近屬的謀反事件。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