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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巴格達情況特殊，對於所有會引起麻煩的敏感題材，我儘量躲著走。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迫使每個記者都格外謹慎。對於伊拉克新聞部組織拍照的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遊行，我場場必到。面對新聞檢查，光憑勇敢和誠實遠遠不夠，見機行事的機敏及對你所在國家政局的瞭解，對該國實力派發自內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戰爭爆發後，伊拉克規定記者發稿只許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為新聞審查官只會這兩種文字。所有未經伊拉克新聞部審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發。我送審的所有照片都本著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難、譴責戰爭的罪惡，爭取國際社會幫助受戰禍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的立場，因此沒有什麼麻煩。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墨家學派，四處兜售“非攻”。

在與巴格達敵對的特拉維夫，戰時新聞檢查制度更加完備。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大廳，專門設有以色列政府新聞部、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和新聞檢查官三個彼此獨立的辦公室。在這裡，記者可以用任何文字發稿，但必須將稿件內容用希伯來文或英文扼要彙報給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待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稽核後，蓋上一個長方形的紫色圖章並簽上姓名才能發出。

以色列是個標榜新聞自由的國家，其新聞檢查更側重於軍事意義。記者採寫的所有稿件不許涉及與軍事有關的地名、數字等，例如對所有“飛毛腿”導彈命中的目標都只許說“擊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據新聞報道提供的資訊，校正“飛毛腿”彈道導彈的發射軌跡。據我的以色列朋友奧麗特小姐介紹，大名鼎鼎的美國廣播公司（ABC）就因報道了“飛毛腿”導彈命中特拉維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採訪，直到在電視節目中“向全體以色列人民公開道歉”後才獲准恢復正常工作。

戰爭爆發後，美製“愛國者”式反彈道導彈就出盡了風頭。我一直想拍特拉維夫城外的美軍愛國者導彈陣地，可又不敢貿然行事。我找到設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的以色列國防軍（IDF）新聞發言人，請求拍攝“愛國者”。可新聞發言人聲稱這類軍事目標嚴禁拍照。任我力陳“愛國者”導彈神奇的新聞性就是毫無效果，最後我說：“我的朋友，臺灣電視臺的朱增有就拍過‘愛國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為我來自北京。”這個軍官聽罷，象被蠍子蜇了一下連連搖手：“我絕不是這個意思，臺灣人可能是偷拍的。”這位發言人竟建議我也去偷拍，不過千萬別把周圍的環境拍進去，如果暴露“愛國者”導彈部署的位置，那就惹麻煩了。

我和法國Les‘t　Republican的Charles　Laprevoto驅車到城外，可還沒等靠近“愛國者”陣地外圍的鐵絲網，就被巡邏兵發現，偷拍計劃流產。下午，我和日本記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這次我們學乖了，村田用佳能新F—1機身＋FN馬達＋300f4，我用尼康FM2機身＋MD12馬達＋80—200mmf4，隔著計程車的玻璃一通掃射，反正老鮑勃教導我們說，“新聞價值決定照片質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處，我用肩膀撞開門，甩掉鞋，衝膠捲時緊張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膠捲上的“愛國者”導彈結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機機頭提到頂，諾大的“愛國者”發射架在照片上還不夠指甲蓋大。我只好把提到頭的放大機，搬到洗臉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過頭來趴在地板上鋪平相紙，總算放了張只有“愛國者”導彈，沒有任何環境的10寸傳真照片。

待我興沖沖捧著這張10寸傳真照片，趕到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新聞檢查辦公室時，只見村田信一正站在那裡發呆。原來村田拍的那捲用300mm鏡頭拍的反轉片因“暴露導彈陣地的環境”而沒能透過新聞檢查。村田說我那用200mm鏡頭拍的則更不在話下，可當他看到我頂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時，竟氣得大哭起來。我的照片順利地透過了檢查，當天傳到了北京，解放軍報立即刊登了這張照片。

在特拉維夫“飛毛腿”導彈的襲擊下，我結識了許多勇敢風趣的西方記者。他們大多智力超群，雄心勃勃，經驗豐富，不愛錢但愛榮譽，有強烈的職業自豪感。對他們來說，僅千把塊的普列策獎遠比六位數的年薪更重要。這些人對付新聞檢查有著豐富的經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約翰·海古德說：“在危險襲來之際，自始至終的鎮定是絕對必要的，這種鎮定建立在經歷了多次九死一生的基礎上。有人說我勇敢，那是瞎說。臨危不懼不是膽量問題，而是經驗問題。好記者每戰勝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