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畔走下去，還在遠處就對那永葆清新的、出乎意料的景色感到欣喜萬分：在他面前展現出飾有15世紀雕塑的橫跨伏爾塔瓦河的查理大橋。他順著這座橋走到對岸，欣賞“布拉格的威尼斯”，建造在伏爾塔瓦河上的水上宮。然後，愛因斯坦登上赫拉德昌，在這裡，迎接他的是各種各樣的建築形式的和諧，其中凝結著捷克民族上千年的勞動。這種和諧之所以如此自然，因為它是歷史的自然過程創造出來的，並且似乎象徵著某種理性的東西，即透過矛盾的混亂狀態為自己開闢道路的某種理性。愛因斯坦在赫拉德昌瞻仰了12世紀建造的聖喬治的羅馬教堂，然後順路從聖維特大教堂的拱門下穿過。大教堂的合理形式與其說是中世紀宗教精神的體現，不如說是14世紀力學的體現。

然後，愛因斯坦下山，走過黃金小巷——中世紀布拉格的手工業區時，看見了儲存下來的當時人們的住宅和環境，這些人們積累了經驗知識，準備了文藝復興：新的世界影象，歸根到底還準備了唯理論的“古典理想”的光輝飛躍。布拉格喚起了關於“古典理想”預言家們的回憶。在15世紀初建成的坦其爾基教堂裡，有第谷·布拉的陵墓，他在捷克的首都度過了自己短暫一生的最後幾年。在這裡，他給開普勒留下了大量天文觀察的記錄。愛因斯坦在城市的石塊路上漫步，在這裡曾經完成了為古典宇宙影象奠定基礎的發現。

愛因斯坦在布拉格結識的朋友中，有一位年輕的作家，名叫馬克斯·布羅德。布羅德擅長在思想和發明史中探尋本民族的傑出人物的心理特徵。在短篇小說《第谷·布拉的贖罪》中，布羅德塑造了偉大的天文學家開普勒的形象。有趣的是，由於和愛因斯坦的交往，布羅德在現實中找到了開普勒這個偉大科學家的化身。所以很多人在讀了小說後都說，開普勒就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就是開普勒。

布羅德小說中的開普勒對生活享受、世俗娛樂不感興趣，而在探索科學真理中汲取歡樂。他對第谷·布拉調和天文學體系和宗教體系的傾向尤為不滿。他以為無論天文學關於宇宙的假說是什麼樣的，與上帝是沒有關係的。開普勒的形象之所以與愛因斯坦相近，不僅在於這類插話，並且也在於布拉格天文學家的創作中滲透著的宇宙和諧感。

《第谷·布拉的贖罪》問世後30多年，馬克斯·布羅德出版了小說《囚禁中的伽利略》，並把它寄給了愛因斯坦。1947年7月，布羅德收到了回信，在信中，愛因斯坦對伽利略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已經把《伽利略》這本書讀了三分之一。對於體現出通常叫做歷史的那些人物的活動，能夠獲得如此深切入微的洞察，這對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既然這是一個論述遙遠的歷史事件的問題，實際上似乎不大可能，也沒有多大意義。

“至於伽利略本人，我想象中的他卻十分不同。當然，毫無疑問，他渴望認識真理，歷史上這樣的人是少有的。但是，作為一個成熟的人，他竟認為值得去頂著如此多的反對，企圖把他已經發現的真理灌輸給淺薄的和心地狹窄的群眾，我覺得這是難以置信的。對他來說，耗費他的晚年去做這樣的事，難道真的是如此重要嗎？他被迫宣佈放棄他的主張實際上並不重要，因為伽利略的論據對於所有那些尋求知識的人都是可利用的，任何一個有知識的人必定都知道他在宗教法庭上的否認是在受威脅的情況下做出來的。此外，認為年邁的、有著剛強的理智獨立性的伽利略，應該置身於虎穴，去同羅馬的神父和政客去爭吵，這同我自己的想法也有矛盾，除非這件事真是不可避免的。

“無論如何，我不能想象我自己會採取這樣的步驟來保衛我的相對論。讀到這幾行時，我倒感到：同我相比較，真理是無比強大的，而且在我看來，試圖用長矛和瘦馬去保衛相對論，這是可笑的並且是堂·吉訶德式的。……小說對背景的描述給我以深刻的印象。單憑本能，要根據現有的貧乏知識，以這樣一種生動和令人信服的方式來重現人們的活動，那一定要付出巨大的精力。”

顯然，開普勒具有的探求和洞察真理的深沉性比伽利略的慷慨激昂的社會熱情，對愛因斯坦更接近一些。

愛因斯坦對開普勒的思想和個性的闡述貫穿著精神風格的深切的一致感。愛因斯坦讀過開普勒的書信，它們對他產生的印象並不小於表述天體運動定律的經典著作。

1949年，紐約哲學圖書公司出版了一部英文書，名叫《約翰內斯·開普勒的生平和書信》，編譯者是卡羅拉·包姆加特。愛因斯坦為之作序。在這篇序言中，我們可以看到愛因斯坦對開普勒內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