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作出的最好回答，但是看來他又無路可走。

當時，柏林的猶太人分為兩大派：一派主張猶太人和德國人同化，一派主張猶太人回到自己祖先居住過的巴勒斯坦，重建一個猶太國。在同化派和復國派內部又有許多小的派系。愛因斯坦對於這些派系之爭從來不感興趣。他認為人之所以高貴，是因為有思想，至於面板的顏色、鼻子的形狀，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一切民族都應該是平等的。民族主義是偏見，是一種原始的幼稚病。愛因斯坦從來都是反對一切種族主義的。

然而，柏林的現實卻不是這樣。從來到柏林的第一天起，愛因斯坦就強烈地感到，黃面板、黑頭髮的猶太人，在金髮碧眼的日耳曼人眼裡，不過是賤民，連末等公民都算不上。讀大學、找職業，處處都有或公開或隱蔽的歧視性條文。就連在大街上行走，也常常會遇到鄙夷的目光，聽到從牙齒縫裡擠出來的咒罵：“猶太狗雜種！骯髒的豬！”

儘管許多有才幹的猶太人，在學術界、藝術界和金融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作為一個民族，猶太人又是何等的不幸。同胞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愛因斯坦越來越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猶太民族的一員。

愛因斯坦對猶太人命運的關心愈來愈多了。他開始認為對猶太人命運的關注與先前的超民族理想並不相互矛盾。1919年10月，愛因斯坦寫信給物理學家保爾·愛潑斯坦說：“我們可以關心世界，同時也關心自己民族的人民。”1919年12月，愛因斯坦寫信給埃倫費斯特，說：“這裡的反猶勢力十分強大，政治反動勢力也很兇猛。”

德國民族主義分子對剛從波蘭和俄國的惡運中逃脫出來的猶太人的迫害使愛因斯坦無比激忿，而他自己在柏林、倫敦、巴黎、紐約親自感受到的世界性反猶浪潮，更嚴重地刺激了愛因斯坦的精神安寧。如在巴黎訪問時，有家報紙就公開說：“沒有一個人理解愛因斯坦的理論，恐怕連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人們唯一清楚的是，在法國又多了一個猶太佬！”

愛因斯坦對自己民族的情感的變化使他開始積極參與猶太人的復國活動。他對居住在德國境內主張同化的猶太人十分不滿，他說：“我已經從我的許多猶太朋友身上看到那種不講尊嚴的同化的渴望和努力，這常常使我惱火……。這些事件以及發生的類似事件喚醒了我的猶太民族的感情。”

愛因斯坦甚至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他說：“我反對民族主義；但是我贊成猶太復國運動。一個人，如果有兩條手臂，他還總是叫嚷說沒有右臂，還要去找一條，那他就是沙文主義者。但是，一個人如果真的沒有右臂，那他就應當想辦法彌補這條失去的右臂。作為人類的一員，我反對民族主義；作為一個猶太人，從今天起，我支援猶太復國運動。”

1921年春天，猶太復國運動的領袖魏茨曼教授要到美國旅行，動員美國的猶太人大老闆掏腰包，資助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他邀請愛因斯坦同行。這是一個很精明的主意。愛因斯坦本不想去美國，但為了帶頭支援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來大學的計劃，籌措辦學的必要經費，他接受了美國人的邀請。在給索洛文的信中，愛因斯坦說：“我根本不想去美國，這次去只是為了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在為建立耶路撒冷大學不得不到處乞討，而我也只好當一個化緣和尚和媒婆去跑跑。”

愛因斯坦不辱使命，幫助魏茨曼圓滿完成了任務。愛因斯坦自己也很滿意，在給朋友寫的信中，愛因斯坦寫了這樣的話：“我度過兩個艱苦的月份，但是，能夠對猶太復國主義事業做出貢獻，並保證了大學的開辦，我感到十分滿意。美國的猶太醫生（大約6千人）特別熱心贊助，他們為醫學院籌集資金。

“美國是個很有趣的國家，儘管辦那麼多企業，做那麼多生意，還是比我所去過的國家要熱情些。我得像一條得了獎的牛那樣任人觀看，在數不清的大會小會上發表演說，做數不清的科學報告。我居然能堅持下來，真是個奇蹟。但是現在已經完成，我心裡有一種美好的感受，就是做了一件真正好事，我不顧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種種非議，勇敢地投身於猶太人的事業——我們的種族同胞多半是聰明有餘，而勇氣不足，對此我有確切的體會。”

1924年，愛因斯坦成為“柏林猶太教全體以色列人大會”的繳納會費的會員。儘管愛因斯坦沒有加入猶太復國主義的組織，但他認為猶太復國主義是為個人的尊嚴而鬥爭的最重要的形式。

有人曾對愛因斯坦的民族情感進行過分析，認為愛因斯坦獨特個性的形成原因有兩個：一是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