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的為所使用的手法，同時也會展現他們的這些決定在整個社會上引致的後果。透過對這場運動做的總結，我們會闡明集權政府的侷限性以及跟毛式烏托邦臆想正相反的結果。該項政策於1970年代末中斷，那時也是經濟改革的開場時期，在分析此政策終結的時候，我們會再三思考這個時期社會與政府關係中出現的變化。

西方及中國學者先後研究過該項政策的動因，他們都只停留在經濟與人口層面。不可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950年代初起，就別樹一幟，採取一系列行政措施限制城市的發展：建立嚴格的戶口登記制度以便控制人口流動，把農村出身的中小學畢業生遣返回老家，又將為數驚人的幹部、專家，甚至城市出身的年青畢業生遣送到農村及邊疆地區去。如此，中國就成為第三世界少有的，或者說是唯一的擁有一種效率頗高的制度，能夠控制農民大量流入城市，甚至還可以組織一場群眾運動，讓城市人倒過來下到農村去。該項政策的全部，尤其是遣送知識青年到農村去這一措施，被描繪成第三世界國家可以學習的榜樣，至少可令他們深刻思考一番，因為這些國家都面臨極度城市化以及缺少專門人才促進農村發展之類的問題。

那麼，下鄉運動的真實情況是否與這個榜樣相符呢？在提出及執行一項如此特殊的政策中，經濟動機和政治意識形態動機各自的重要性在何處？縮小城鄉差別，乃至知識分子與體力勞動者相結合，是這場運動經常用來誇耀的目的宗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在西方，特別在大學生中，引起了某種狂熱。政府宣傳中申明的這些理想事實上又如何促進這場運動呢？而運動是否又促使了理想的實現呢？在這種情況下，提出城市青年必須接受農民的再教育是什麼意思？難道領導人懷有其他的政治或意識形態動機，而在公開講話中說得含糊不清嗎？

上述僅僅是將會擺出的問題中的某幾則。中心問題將是知識青年在農村的真實經歷，他們之間的關係、和農民、幹部的關係，還有他們的勞動生活。至於其它的，那會是有關運動的終結及後果。下鄉運動進行了25年之久，因何理由在1980年突然壽終正寢呢？這場運動在中國社會、政治及經濟上留下了什麼印記？它應該在中國當代歷史上佔一個什麼位置呢？

今天已經有可能來總結一下這場運動了。要想完成這個總結，只能求助於一個跨學科的方法，因為下鄉運動本身是一種錯綜複雜的現象，形象地說，它處於社會生活多方面交聚的十字路口。如果不提及中共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不觸及有關城市及農村經濟的問題，特別是就業問題，那就不能進行研究。下鄉運動同時也是一種政治現象，處於政府與社會兩者關係的正中央，還作為不同領導派別內部鬥爭的賭注。此外，由於城市青年要融入農村環境中，因此湧現出社會學及心理學方面的問題，知青在現實生活中精神上受到的衝擊亦牽扯到中國的精神文明史。另外，下鄉運動實際上是一次重大的人口遷移，那麼它的結果，就像原因一樣，應該以人口學的觀點來分析。最後，不要忘記，這麼重要的一場社會運動自然孕育出一批豐富的特殊語彙，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那就該是詞彙學家們的研究範圍了。

研究的資料來源

對這類課題進行研究的困難不僅僅因為它是多面的跨學科的，同時也因為到手資料的可靠性存疑極大。運動開展的時期恰好是中國操控新聞登峰造極之時。當時，沒有人講求“客觀”（包括統計數字的真實性），那是一個被疏忽甚至是被批判的概念。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築在社會政治現實的幻覺基礎上的：由工人及其盟友貧農組成的人民團結在無產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毛澤東周圍，與人民的敵人作不遺餘力的鬥爭，大踏步地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政府一直以來就禁止社會學研究，包括一切有關他們自己的歷史的研究。在毛去世後，尤其是在鄧小平1978年底一手操縱的實用主義大轉變之後，上述情況有所變動。跟著那幾年，中國部分開放了，開始公佈一些統計數字，包括某些回顧，社會學重新出現在教育研究科目表上。然而，政治制度基本上原封未動，變化的侷限性很快就顯現出來，很多研究課題仍然是碰不得的。直至1990年代初，研究下放知識青年去農村的運動還屬於禁忌範疇。即使從那個時期以來，這個話題依然“敏感”。容許研究，但不能進入國家研究計劃。

直接的資料來源

既然書面資料的可信程度如此低，本人對付的辦法就是儘可能地自己多方尋找，然後再多方考證。開始的時候，主要依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