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未歸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辯：“番地非中國領土，故中國對番人殺害美國船員不負責任”。在李仙得看來，這種推託責任的方式，簡直不可理喻。

“流浪者”號事件最終以李仙德與臺灣當地土番自行締結約定不得殺害美國船員而告終，清廷自以為得計，在其中充當了面目模糊的“保媒拉縴”的角色。

殊不知，曾強烈要求清廷承認對臺灣“番地”擁有主權的李仙得，在此事件之後，即著手開始炮製“臺灣番地無主論”，多次進入臺灣，按需蒐集各種資料。在其計劃得不到美國政府的支援之後，轉而受僱於日本政府！

李仙得在提交給日本政府的首個備忘錄裡這樣描述自己的“臺灣番地無主論”：“如果說中國政府自己發現了此島，也可以說又由中國政府自己放棄了此島。清國政府對一部分的島民施以佈政教化，那麼按道理清國政府也應管轄另一部分，但清國政府卻不能拿出事實上的有效證據。”

長期受中國文化薰染的日本，顯然是瞭解清廷的“天下觀”理念的，曾幾何時，它也是這“天下”的一部分——明朝嘉靖年間，傳教士沙勿略試圖以基督教歸化日本，但卻遭到了拒絕，日本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確實是真正的宗教，那麼聰明的中國人肯定會知道它並且接受它。”這使得稍後來到東方的利瑪竇深刻認識到：要歸化東方，必須先歸化中國。

深悉中國傳統“天下觀”的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全面西化。這種身份在清廷面前於是乎就成了巨大的優勢：他們瞭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時，又深悉清廷傳統“外交觀”的種種漏洞，及其與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種種衝突之處。如何利用這種優勢在清廷身上獲利，成了明治政府維新之後工作的重中之重。“徵韓論”與奪取琉球，在19世紀70年代初期的日本，甚囂塵上。臺灣，自然也不能倖免！

林義哲算了下日子，他是1873年1月22日回來的，而馬上到來的2月，日本政府任命副島種臣為全權大使出使中國，名義是與中方交換《中日修好條規》，而大清朝廷這個時候正因為外國使節覲見禮儀問題而焦頭爛額，出於某種幼稚的政治好感，副島種臣被獲准與各國使節一起覲見了同治皇帝，而且受到清廷的破格禮遇，不僅沒有行跪拜禮，甚至也沒有像各國公使們一樣行五鞠躬禮。

清廷的用意，無非是覺得日本與中國同屬東方，理應彼此親近以對抗西洋諸國；再者，日本在“天下”之內，抬高日本使節的覲見地位，也就等同於貶低西洋諸國使節的地位。卻殊不知，明治之後的日本，早已脫離“天下”，融入世界。副島種臣此行，更懷著為日本吞併琉球和侵佔臺灣套取政治口實的隱秘用心！

林義哲知道，現在提醒朝廷，時間上應該還算來得及，只是朝廷能不能聽進去，就兩句話說了。

現在的大清國朝野上下，因循守舊慣了，沒有足夠的外力刺激，是根本動彈不起來的！

“現在最最緊要的，是知悉詳情，保得日人平安，不貽外間以口實。”林義哲道。

“以著令臺灣吳道（分巡臺灣兵備道吳大廷）及楊鎮（臺灣鎮總兵楊在元）火速查明實情回報，現已月餘，尚不得訊息。”李鶴年嘆道，“也不知到底出了什麼事兒。”

林義哲隱約地感到事情可能有蹊蹺，他在腦中飛快地搜尋著這一時期發生的歷史事件，但想了好一會兒，仍然想不出這一段時間發生過類似“流浪者”號事件或“臺番殺害琉民”事件的事情。

儘管林義哲是一個熟知中國近代重大歷史事件的穿越者，但也並不是歷史上發生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

但是，現在離日本首次侵略臺灣的“西鄉大暴走”也就只有一年時間了！

林義哲心中不安的感覺越來越重。

他這些年全力經營船政，極力促成和法國合作，提高船政的造船能力，又和英國拉關係，弄了一艘巡洋艦回來，就是為了要應付這一次的危機！

“鯤宇老弟說的是，現下緊要的，是平安尋回日人，送他們回去，若是出了人命，各國藉機窺伺，便麻煩了。”文煜說道。

“前些日子幼勤（福建巡撫王凱泰的字）便打算動身過去，可他身子自去年便一直病著，未見好轉，這幾日似是又重了。”李鶴年看著林義哲道，“按朝廷律例，福建巡撫須得半年分巡臺灣。今年這分巡臺灣事，只怕要著落在鯤宇老弟身上了。”

“是啊！到時候鯤宇老弟便要辛苦了。”文煜也在一旁說道。

林義哲聽到李鶴年說到“分巡臺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