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式，所有軍官仗劍列隊，歡迎這位“中國皇帝最德高望重的臣僕”的到來。

曾國藩和法國皇帝的特使莫里埃爾互致頌詞和問候之後，曾國藩向法國特使通報了“天津教案”的徹查結果和中國方面的處理結果，並呈遞了國書（其實是以同治皇帝名義和口氣寫的道歉信），莫里埃爾接受了國書，並轉達了拿破崙三世對此次事件的看法。莫里埃爾向曾國藩展示了法國政府下達的豐大業的免職令和逮捕令，以及在教案問題上一直持強硬立場的前首相蒙託邦的罷免通報，並呈遞了拿破崙三世寫給同治皇帝的親筆信。在得知法國政府竟然為此罷免了首相，曾國藩和崇厚心下都是欣喜不已。

他們當然明白，這個訊息傳出去，朝中的保守派和清流言官以及民間的文人士子都會視為這是中國巨大的外交勝利。

此時的曾國藩並不知道，這個對他晚年名聲影響極大的“天津教案”，能以這樣的方式解決，多虧了林義哲的暗中推手。

1869年，天津的外國人在一座破廟的舊址上建立了維多利亞聖母院的教堂和育嬰堂。由於中國人很少把孤兒送到這所外國人辦的機構，外國修女們便訂出辦法，為每名收養兒童付出一筆獎金，這樣就鼓勵中國的兒童販子去拐騙兒童。這種獎金規定以及高死亡率（因為修女們特別願意為生病和垂死的兒童行洗禮），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不瞭解情況的中國民眾的猜疑。一時間謠言廣為傳播，說外國人在他們的深宅大院內對兒童施行魔法，砍掉他們的四肢，並將他們的心臟和眼睛挖去製藥。

1870年4、5月間，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事件。6月初，天氣炎熱，疫病流行，育嬰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兒患病而死，每天有數百人到墳地圍觀，挖出孩子的屍體檢視。於是民間開始傳言懷疑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晃子，實則綁架殺死中國孩童作為藥材之用。

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蘭珍口供中又牽連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樓天主堂。於是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6月21日清晨，天津知縣劉傑帶人犯武蘭珍去教堂對質，發現該堂並無王三其人，也沒有武蘭珍所供的蓆棚柵欄，“遍傳堂中之人，該犯並不認識，無從指證”。

謝福音神父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協商育嬰堂善後處理辦法。但當時已經有數千不明真相的“愛國”群眾包圍了教堂，教堂人員與圍觀的人群口角起來，引起拋磚互毆。狂妄好鬥的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要求崇厚派兵鎮壓，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豐大業在與知縣劉傑理論的過程中，竟然開槍打傷了知縣的侍從，民眾激憤之下攻擊豐大業及其隨行人員，殺死了豐大業的秘書（豐大業本人因為被事先得到訊息前來監視他的法國水兵救下逃到了軍艦上而得以倖免），之後又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焚燬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壞行動持續了3小時。6月24日，外國軍艦來到天津，以法國為首的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聯合提出抗議，要求賠償損失和懲罰兇手。

清廷委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徹查處理這一案件。曾國藩發現形勢遠比他所預期的更為棘手。法國代辦要求將仇外最兇的陳國瑞將軍以及天津知府和知縣都處死，而保守的中國官員和士子文人則吵嚷著反對作任何讓步或安撫。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曾國藩表現了非凡的正直和膽略。他不是一心求穩以迎合公眾的情緒，而是甘冒政治風險提出一個必須弄清該案是非的無所偏袒的意見，他勸說清廷必須首先對英、美、俄三國進行賠償，使它們不致被捲入到法國的案件中去。曾國藩旋即親赴育嬰堂直接向兒童進行了解，結果弄清他們並非拐騙而來，而是由他們的家庭自願送來的。

為了解決這一糾紛，曾國藩根據林義哲的建議，提出將天津的知府、知縣撤職；先行賠償法方白銀20萬兩，將為首行兇者10人斬首。曾國藩同時認為，法國領事豐大業開槍挑釁在先，激起民變，有著重大過錯，也應得到對等的處罰。法國方面堅決拒絕這樣的結果，談判一度陷入僵局。法國公使威脅下旗斷交，不惜同中國開戰。而朝中的保守派和民間的“愛國人士”也一致譴責曾國藩軟弱，要求曾國藩強硬拒絕法方的要求，曾國藩一時間進退兩難。

幸運的是，因為歐洲爆發了普法戰爭，法軍戰場失利的訊息被林義哲準確無誤的報給了曾國藩，林義哲知道法國這時不可能同中國開戰，於是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