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俗文變文之類大約摹彷彿經的體裁，散文即是佛經中的長行，韻語即是佛經中的偈。

《佛所行贊》這一類文學在印度是很盛行的，義淨《南海寄歸傳》卷四《贊詠之禮》一節中曾說及馬鳴（Asvaghosha）道：

尊者馬鳴亦造歌辭及《莊嚴論》（S？觠tr？觢ak？觬us？觭tra）。並作《佛本行詩》（Buddhakaritak？觱ya），大本若譯有十餘卷。意述如來始自王宮終乎雙樹一代佛法，並緝為詩。五天南海無不諷誦。意明字少，而攝義能多，復令讀者心悅忘倦。

而戒日王（S？觘l？觗itya）極好文筆，下令徵集釋迦本生詩讚，總集得五百夾。這也可見印度當時搬演佛經頌揚大德的贊詠體文學盛行之一斑了。六朝時此類文學流入中國，乃有《本行經》一類的翻譯，後來竟有唐代俗文變文等有韻與韻散相兼的俗文學出現於世，其間脈絡淵源甚屬分明。

至於敦煌俗文學發達的程式，大約先有《維摩詰經唱文》等等帶宗教性的東西，然後有《孝子董永》、《季布歌》之類的世俗文學。我可以舉一個旁證。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就現存的文獻同遺物看來都先起於寺院。佛教像印由印度傳入中國，於是玄奘用回鋒紙印普賢像，①敦煌發見的有千體折佛，也是用像印印的。由像印進而為單片的發願文以及最普通的經典如《金剛經》之類，然後民間為所影響，始有歷日書小學字書出現。先有帶宣傳性質和祈求福利的印刷品，於是始由此一轉而入於實用；俗文之類的俗文學其發達的程式，大約不外乎此。

還有一個問題，敦煌發見的這些俗文學，到底是本地所有，還是受有外來的影響？對於這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大概地說一句：敦煌發見的俗文學大約受有其他地方的影響，其中最顯著的一處便是四川。巴黎藏廣政十年（公元九四七年）寫本《維摩詰經唱文》第二十卷，原書於西川之靜真禪院傳到敦煌的應明寺。可見唱文之類西川即已有之，敦煌發見的俗文學有自外間，尤其是四川傳來的。《敦煌零拾》中又收有《雲謠集雜曲子》三十首，王靜安先生曾謂其中八調名均見崔令欽《教坊記》，又多見於《花間》《尊前》諸集。今按歐陽炯《花間集·序》有云，〃是以唱雲謠則金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敦煌的《雲謠集雜曲子》大約就是歐陽炯所說的了。這都足以證明敦煌發見的俗文學是受有外來的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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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節：四　論敦煌發見之俗文變文與唐代佛曲之關係（2）

還有一個旁證可以證明敦煌發見的俗文學受有外來的影響。敦煌發見的遺物還有印本書籍，其中最古的一本要算不列顛博物院藏鹹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王玠刊《金剛經》。其餘都是唐末以至五代的印本，為數也不過二十幾本。將近兩萬卷的卷子中寫本居多，而印本卻寥寥可數，可見九世紀以降以至五代，敦煌刊書之風猶未甚盛。但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其他各處刊書的事，卻已司空見慣，長江、黃河兩流域間都已有印本流行，大部頭書如《玉篇》等至三十卷，《劉弘傳》一印至數千本；而四川刊本，尤其出名。①唐末天下大亂，而瓜沙兩州獨能晏然不見兵革，所以各處的人來歸於敦煌者不少，外間的文化也隨之以至。敦煌在昔本來綰轂東西交通，至此又益以各處人士的流寓，文化益呈錯綜之態；俗文學之受別處影響，自可不言而喻了。

附記　我這篇文章作好之後，曾送給西諦先生一看，承他給我提了許多的意見。其中一條是論佛曲的，西諦先生大意以為：佛曲似為當時流傳的胡曲之一種，或用為舞曲，或用為歌曲，與《霓裳羽衣曲》之類並無大別。其所以名為佛曲者，或系其原來為頌佛之曲，或系來自佛國，故有此名云云。《隋書·音樂志》說西涼部舞曲有《于寘佛曲》，西諦先生說佛曲或用為舞曲，說亦可通。不過我們除了《于寘佛曲》之為舞曲而外，其他諸調佛曲，都沒有以之為舞曲的。所以我們可說佛曲中如《于寘佛曲》之類有為舞曲的，至於是否都為舞曲，卻不得而知。佛曲之為歌曲，自然是對的，因為既有宮調，當然有譜有辭。又說佛曲或者因來自佛國，故名佛曲，這也是一種解釋，不過唐以前樂曲來自佛國的很多，如天竺部歌曲之《沙石疆》，舞曲之《天曲》，不名為佛曲，似乎佛曲並不見得是因來自佛國而後有此名的。總之佛曲的材料太缺乏了，我們還待有別的新材料發見，才可以說較為確定的話。現在只能勉強說是這樣這樣，到底是否即是這樣卻不敢說了。所以西諦先生的意見同我上面所下的定義，都是可以並存不廢的。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