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們也有一段時期依靠捐獻——“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公債和某些徵

用。當政治控制和行政機器變得更有效時，轉為“合理負擔”，最後轉為統

一的累進稅制。在晉察冀，合理負擔制是　１９３９　年採用的，１９４１　年讓位給統

一累進稅計劃。然而，事實上，幾種稅制齊頭並進，取決於該地區是鞏固的

核心區，新建立的根據地，還是游擊區。其他敵後根據地沒有一個能採用統

一的稅制。既然土地稅是歲入的主要來源，許多舊的附加稅不得不繼續做為

一種補充，特別是在部分鞏固的地區或游擊區。在爭奪的地區，徵稅不僅是

困難的，而且受實際情況的限制，因為那裡的農民承受雙重的負擔——日偽

政權和共產黨人都向他們徵稅。如果共產黨的資料是準確的，在晉綏根據地，

土地稅負擔要比陝甘寧重得多；而在晉察冀的鞏固區北嶽，則大體相同（１９４１

年以後；在此以前更重得多）。與陝甘寧一樣，稅在　１９４１　年達到高峰，此後

緩慢下降。在鞏固地區每戶的負擔是其他地區的兩倍。

表　２７ 土地稅佔全部收成的百分比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晉綏

根據地還沒有建立

未計算

未計算

未計算

２４．６

１７．４

１９．６１

１９．３５

２１．０

北嶽

６．２７

７．１２

９．７１

１４．９８

１３．６２

１０．０７

８．９

未計算

來源：李成瑞：《抗日戰爭時期幾個人民根據地的農業稅收制度與農民

負擔》，《經濟研究》１９５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８—１０９　頁。

像陝甘寧一樣，敵後根據地透過發行自己的地區貨幣、建立銀行以及徵

收進出根據地的貿易稅以求達到經濟上自給。這些稅提高了一點歲入，但他

們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貿易：

如果沒有〔來自陝甘寧的）相反的理由，區域自給是目標。要把日本人困在城裡，使他們得

不到周圍農村出產的糧食和原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要阻止而不是促進貿易。根據地不得不盡

量回到極端的生存經濟，以抵制敵人的意圖和積極干預。①

當然，這樣的政策在雙方爭奪的地區是難以或不可能推行的。像在陝甘寧那

樣，合作社、簡單工業、手工業及其他生產活動都受到鼓勵，而且大部分免

稅。

表　２８ 晉察冀　３５　個村的階級組成

地主

家庭％ １９３７　年 土地％

２．４２ １６．４３

家庭％ １９４３　年 土地％

１．９１ １０．１７

富農

中農

４．５０

３５．４２

２１．９３

４１．６９

７．８８

４４．３１

１９．５６

４９．１４

貧農和僱工 ４７．５３

① 施蘭：《遊擊經濟》，第　251　頁。

１９．１０

４０．９５

２０．１２

來源：趙國俊：《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１９２１—１９５９　年》，第　６４　頁。

見哈特福德：《一步一步來》，第　１６９—２２８　頁各處，據以計算晉

察冀核心區域的不斷變化的收入差距。

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徵稅還伴隨著減租減息。晉察冀再一次處於領先

地位，但遲至　１９４３　年　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