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志清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受到高度評價的作家——張天翼、吳組湘、

沈從文、錢鍾書和張愛玲——似乎在中國文學史中默默無聞。３０　年代初一度

發展起來的詩的現代派潮流，在先前的中國學者的研究中幾乎沒有受到什麼

注意，如今才開始在中國吸引學者興趣，部分地是近來集中在“朦朧詩”的

年輕實踐者的爭論的結果。

可是，如徐志摩和郁達夫那些非左翼作家的詩和作品仍然是五四文學更

大的遺產的一部分，這部分文學遺產在臺灣准許閱讀，而其他大多數作家，

包括魯迅，被目為“共產黨”，作品受到查禁。一部頗為大膽的學術叢書，

周錦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為數約　３０　卷，是機智地避過官方禁令的

初次嘗試，雖然各卷的學術質量參差不齊。

因此，在推進作為社會文化史格局中的文學，而不是主要作為政治意識

和政策反映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人數越來越多的西

方學者正在迎接這種挑戰，他們近年已能同他們正在研究的作家有私人直接

接觸。從這類接觸中得到好處的近年（出版或準備出版）的研究專著中，最

值得注意的有：梅儀慈著《丁玲的小說——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思想意識和敘

事》；葛浩文著《蕭紅評傳》（據作者英文專著《蕭紅》擴充和修訂）；傑

弗裡？金克利即將出版的一部關於沈從文的著作（作者在哈佛大學的學位論

文《沈從文對中華民國的幻想》的修訂稿）和胡志德著《錢鍾書》。這些學

者不是訪問過研究物件本人，就是在研究物件生活所在地點進行研究，或兩

者兼而有之。繼這些學者之後，一些美國大學研究生，已就吳組湘、老舍、

蕭軍、艾蕪和丁玲這樣一些人物和就自傳文學和象徵派詩這類一般論題，在

中國進行研究或訪問。

然而，在西方學者中，集中的一般領域仍然是　３０　年代文學。這是可以理

解的，這是由於儘管社會政治環境令人窒息，這個時期的作家卻多產，並且

藝術上成熟。反之，左翼作家聯盟的文學論戰和活動已不為西方學者廣泛研

究，保羅？皮茨科維奇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瞿秋白的影響》和

安東尼？凱恩最近發表的博士學位論文《左翼作家聯盟與中國的文學政策》

是顯著例外。４０　年代時期，當時中國現代文學捲入戰爭和革命中，在西方學

術研究中不甚受到注意。茅盾和巴金的戰時作品有待進一步研究和翻譯。茅

盾的小說，如《蝕》和《腐蝕》，尚未翻譯成英文；巴金最佳小說《寒夜》

最近才由內森？毛翻譯成英文。重慶戰時戲劇尚是一個有待研究的極重要課

題。淪陷區上海文學界在愛德華？岡恩的主要著作《不受歡迎的繆斯：上海

和北京的中國文學，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中，在學術上初次得到論述。延安文藝

界成為戴維？霍爾姆的研究課題，此人曾就延安秧歌運動和魯迅遺產寫過論

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邦尼？麥克杜格爾根據較早的　１９４３

年文字的審慎的新譯本。本章概括地探討的戰後電影業，已由保羅？皮茨科

維奇、保羅？克拉克和其他人作為社會史的一種資料加以研究，電影藝術價

值和文學價值仍然有待評估。（傑伊？萊達著《電影》是一部有關中國現代

電影的著作，有嚴重缺點。）總之，這整個時期為繼續進行學術研究提供了

一個內容豐富的領域。

一個新領域的發展也可由研討會和會議之類集體學術活動判斷。自　１９７４

年在哈佛大學舉行開拓領域的研討會和會議——成果為《五四時代的中國現

代文學》（默爾？戈德曼編）——以來，已舉行過六次國際會議，其中三次

直接和本章涉及的時期有關。這些會議的第一次是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在巴黎舉行的

研討會，由羅伯特？魯爾曼組織。１９８２　年以《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文學（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