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的貿易，與中亞（浩罕）在喀什噶爾的貿易，以及與英國人、美國人和歐

洲人在廣州的貿易，都成功地受到限制和控制。１９　世紀以前，只有從東南亞

到廣州和廈門的貿易，由於掌握在中國人而不是掌握在外國人手裡這樣一個

簡單的原因，被排除在朝貢體系之外。

像清朝對中國的統治一樣，清帝國由複雜和熟練的制衡系統維持。例如，

以當地的酋長、僧侶和部落王公為一方，與以中央政府的將軍和官員為另一

方之間，地方政壇內部的僧俗名流之間，清朝中央政府的文武官員之間，以

及地方貿易歲入與軍費之間，都存在這種制衡系統。只有當以外國軍事力量

為後盾的國際貿易在邊境上增加時，帝國才開始土崩瓦解。沙俄在中國北部

和西部，法國和美國在中國南部和東南的商業、政治和軍事的推進，是最著

名的　１９　世紀帝國主義的傳奇之一。②不久日本蠶食了東部和東北。

清朝對蠶食的反應的某些模式，或許可被視為一切圍繞帝國邊界。首先，

清朝的邊境貿易從屬於戰略利益，因為在歷史上中央政府對亞洲腹地邊界的

控制，對中國中心地區的安全曾經是必要的。外國商人儘可能地被限制在邊

境的商業中心裡。因而　１７　世紀　９０　年代俄國人被趕出滿洲，１７２７　年後被限定

在恰克圖貿易，偶爾才有商隊被允許前往北京。①同時，因為　１９　世紀早期英

國與廣州的貿易增加，清朝沿用不久前在中亞行之有效的各種辦法進行幹

預。一個外邦浩罕在喀什噶爾的貿易，曾引起外國商人的要求和一場由宗教

反對派領袖領導的聖戰。結果是清朝在擊退了浩罕對喀什噶爾的入侵後，謀

求穩定；他們向外國商人支付賠償，並接受浩罕代表們的一種治外法權，這

些代表監督他們的商人在喀什噶爾的活動，因此貿易在穩定的基礎上繼續進

行。１８３５　年的這種中亞解決方式，與　１９　世紀　４０　年代廣州最後解決方式的相

似太令人驚訝了，不可能是純粹的巧合。②

其次，當清朝沿亞洲腹地和東部沿海兩段邊界的政權結構開始瓦解時，

它發現它的軍事防衛能力遠遠不夠，所以需要用租界和擴大貿易來羈縻外國

人。這再次令人想起充分成熟的懷柔蠻夷的各種方法。鴉片戰爭以後，清朝

① 見約瑟夫？弗萊徹：《1800　年前後清代的亞洲腹地》，《劍橋中國史》第　10　卷， 第　2　章。

② W。L。蘭格：《帝國主義外交：1890—1902　年》仍是這方面的名著。

① 馬克？曼考爾：《俄國與中國：1728　年以前的兩國外交關係》。

② 見《劍橋中國史》第　10　卷第　7　章（約瑟夫？弗萊徹文）

沿襲了明代早期的政策，第一，承認一切與中國交往的國家；第二，對這些

國家一視同仁。③當中央政權衰弱時，中國確曾習慣於平等主義的對外關係。

④這種長期政策，在北京接受了　１８４３　年英國附約中的最惠國條款後付諸實

施。清帝對禮儀上的至尊地位的要求，即朝貢制度，依然懸而未決；由於　１８６０

年後新皇帝尚在沖齡，外國公使在他面前行叩頭禮的問題只能推遲到　１８７３

年去解決了。

這當然不是中國第一次被迫從軟弱的地位實施對外政策。在這種形勢

下，長期形成的戰略是嗾使一個侵略者去反對另一個侵略者。幾乎在美國和

法國的地理位置尚未弄清以前，廣州管理蠻夷的官員就尋求他們的幫助來制

止英國的侵略。後來，例如李鴻章在制止日本、俄國和法國蠶食的各種努力

中，一再試圖得到美國的調停和外交幫助。在　１８９４　年英國未能幫助反對日本

後，李鴻章轉向俄國。“以夷制夷”是貫穿近代的主要戰略。①雖然中國人認

為有必要放棄中國中心主義，但利用一種外國勢力去反對另一種外國勢力的

思想是容易沿襲的。它與西方的均勢觀念有異曲同工之妙。

１８６０　年後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