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時，發現沿泉河有一條長牆。我們瞭解

① 明恩溥：《中國農村生活：社會學研究》，第　18—19　頁。

② 甘博：《定縣：一個華北農村社群》，第　22　頁。

① 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中國農村調查資料五種，江蘇省農村調查》，見第　1、2　卷附錄。

② 詹姆斯？W。海斯：《九龍的古老生活方式：鄭沙灣村》，《東方研究雜誌》，第　8　卷第　1　期（1970　年　1

月），第　154—188　頁，見第　154、157　頁。

③ 根岸勉治：《華南農業經濟論》，第　196—197　頁。

① 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經濟論》，第　1　卷，第　28—31　頁。

到牆周圍的土地屬於一個大地主，他擁有　７００　畝土地，出租　６７０　畝，其餘的自己經營。他還是

一個酒商。遠離這條長牆是其他幾個村莊，築有堤壩，屬於河肥西村的周家、劉家、唐家和張

家。②

從部分農民自營的農田到完全由佃戶經營的農田，與大多數擁有自己土地的

農戶這種混合狀態，使簡單的分類成為不可能，因為地區性的變化太複雜了。

③國民政府在　２０　世紀　３０　年代中期收集的農村統計資料表明，多達　４６％的農戶

擁有自己的土地，以務農為生；另有　２４％的農戶是半自耕農和自耕農，他們

靠其他收入來源彌補農業收入；其餘　３０％是勞動－佃農家庭，他們靠工資收入

彌補從租種的土地上獲得的農業收入。④

大地主構成了村莊和集鎮的地方上層勢力的骨幹。然而，他們不是永久

性的特權集團；他們的大家庭在村社中的地位很少能維持一兩代人以上，然

後就被別的家庭所替代。即使在中國東南部單世系統治的村子裡，某一姓的

富戶最後也被同姓的其他家庭所代替。支援上層輪換的說法的實證不多，但

也的確存在。譬如當　３７　個滿洲村莊根據定居時間分等，而把每一等農戶按他

們到達該村時的社會地位和土地佔有狀況，與後來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年進行比較

時，結果如下：對於最老的村莊，資料清楚地表明，到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年，地主

的總百分率下降了，自耕農的百分率上升了，而佃戶的百分率也下降了。①

居住在農村社群的家庭僅有少數幾戶曾積累起相當多的土地；其餘的或

向他們租地，或成為僱工在他們的土地上勞動。當然土地最終轉手了，新的

家庭積累起土地，但是同樣的租地和勞動繼續著，只是由不同的農戶承擔而

已。有些家庭怎樣能積累起土地，以後又失掉呢？

一個　１０　到　１２　人的大戶，能夠開墾和耕種　４０　到　６０　畝（接近　３　至　４　公頃）

的大片土地。但是要擁有土地超過幾百畝（大約為　１５　公頃），甚至更多，只

有鉅富之家才能做到。關於這類家庭的幾個例項表明，最初大多是透過貿易、

放債或者做官而致富的。他們於是購進土地，開發新地，或者從那些典當或

抵押土地以獲貸款的家庭得到土地。由兩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蒐集並分

析的研究報告表明，１９　世紀在山東的　１３５　戶原地主中，有近　６０％以前曾經是

官員或城鎮商人。②這些地主家庭住在臨近大運河的主要商業中心，在城市裡

積累起財富，而後購買鄉村的土地。他們把一些土地出租給同村的農家；其

餘的他們用從周圍農戶僱來的勞工隊耕種。這一事例大概也代表了同一時期

其他省份的情況。

富裕的城鎮家庭也購買成片的土地，僱用勞力去開發，然後招來一些家

庭定居，並作為佃戶去耕種。在陝北米脂縣，距縣城東南　８　公里，距綏德縣

以南　１６　公里處，有　２７１　個農戶的　６　個小村子座落在楊家溝渠旁，渠水引自無

② 阿部良忠：《安徽土地調查日記》，《滿鐵調查月報》，第　19　卷第　1　期（1939　年　1　月）第　2　部分，第

129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