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其加上“我們”一詞，便使人感到這段話有夫子自道的意思蘊含在其中。臺靜農正是在社會的*和法令的禁止下來到臺灣“寄跡江湖”的。他在臺灣住的日子很長，可他在“寄跡江湖”時，仍心存魏闕，時刻掛念著祖國大陸。他不以“臺灣人”自居，而以做“中國人”自豪。50年代初傅斯年任臺大校長期間，對國文課程期望甚大，並說“中文系在臺灣很重要”。傅斯年的意思是臺灣受日本人統治多年，學習中文很重要，臺靜農無疑贊同這一意見，但他補充的另一句是“中文系在哪裡都一樣重要”。19的確，中文系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有它的重要地位。只要有中國，有中國文化在，就不能沒有中文系，由此可見臺靜農的“中國心”。在他那書香四溢的書房裡，臺靜農和朋友們的話題均離不開中國事、中國人。對臺灣解除*後去大陸訪問的作家聶華苓、胡金銓、張大春，他千方百計向他們打聽昔日友人的近況。當他聽到巴金、老舍等人在“*”中的不幸遭遇時，不禁悲從心來。當他從大陸來的魯迅研究專家陳漱渝口中得悉在臺灣推廣國語有功的魏建功不在人世時，他毫不掩飾自己的傷逝之情。當他聽到端木蕻良在蕭紅死了四十年後帶著詩和妻子一同到蕭紅墳上去弔祭，金嶽霖在林徽因死後常去哭墳——因為梁思成在她死後一個月就和他秘書結了婚時，他則報以冷笑。在他的冷笑中，似乎有一縷去鄉戚情。他也曾想回大陸老家去看看，但畢竟年邁走不動了。使人氣憤的是在臺靜農近九十高齡時，有關部門竟催促他搬家，這麼不近人情的事使他有點惶惶然。正如李渝所說：“以臺先生在當代文壇上所持有的精神位置來說，不要說不應要他搬，就是把整個舊房子保留下來，以後作為社會的紀念、學習的場所也是可以考慮的。很多事都叫人嘆氣。”20可臺靜農還是遵命搬遷了。“龍坡丈室”化為烏有，溫州街大約也不會留多少昔日風貌。可每當臺靜農的弟子走過此處時，心裡不禁湧起一股特殊的感情。在李渝等人看來：“溫州街的屋頂，無論是舊日的青瓦木屋還是現在的水泥樓叢，無論是白日黃昏或夜晚，醒著或夢中，也會永遠向我照耀著金色的溫暖的光芒。”21

臺靜農由於創作生命短暫，故不能算是最有成就的文學家。他對臺灣大學中文系有開創之功，但還未成為偉大的教育家。他當然也不是最出色的書法家。可貴的是，他有傳統的中國文士的氣節與風骨，甚至在今人看來稍嫌保守的價值觀念。1985年，臺灣“行政院”頒文化獎給臺靜農時，對其獻身教育事業半個多世紀表示敬意，並作出這樣的評價：

早年致力於新文學創作，文風兼具犀利批判與悲憫胸襟，作品至今猶為文學批評界重視；其後專攻古典文學研究，闡揚文化精義，重要著作《兩漢樂舞考》、《論兩漢散文的演變》、《論唐代士風與文學》等，論斷創新，精微獨到，於傳承文化，功不可沒。

這種評價是恰如其分的。臺靜農的辛勤努力終於得到了社會的承認。不過，生命更公平的地方還表現在歲月滄桑裡。臺靜農能煙善酒，卻不愛吃蔬菜和水果，完全違反一般衛生之道，可他照樣長壽健康。當他於1990年11月9日去世後，他這種違反養生之道而達到的“超醫學境界”，成為醫學界一個話題。在他逝世一週年日子裡，臺大中文系則專門為他舉辦了“臺靜農先生的人格與藝術”系列演講，內容包括齊益壽主持的《臺靜農先生的人格風範》、施淑女《談臺靜農先生的文學思想》、樂蘅軍《談臺靜農先生的兩種情懷》、方瑜《談臺靜農先生的詩》、張淑香《談臺靜農先生的〈龍坡雜文〉》、陳瑞庚《談臺靜農先生的書藝》。從這裡可以看出，臺靜農在盛壯年齡突然中斷的文學生命，在這場演講會中由主講者及其參加者葉慶炳、林文月，以及還有一大群未前來與會的學生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薪傳。

參考文獻

陳子善編：《回憶臺靜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鄭學稼（1）

和蔣介石當面頂牛的傳記作家

鄭學稼一生著譯出版了近七十部書，其中最為暢銷的是《魯迅正傳》。它脫稿於1941年2月16日重慶黃桷鎮附近的村莊井潭。那時，他在北碚夜以繼日地在菜油燈下寫作。限於戰時的環境，他未能找到全部的魯迅著作來讀。即使這樣，這本《魯迅正傳》於1942年3月1日由重慶勝利出版社出版後，在江西、廣東還出現了盜版本。1953年1月由黃震遐任總編輯的香港亞洲出版社重版，以後又有臺北盜版本在書市出現。

鄭學稼生於1906年，福建長樂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