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敘其功績、封爵，則又與開國功臣無所區別。為了儲存有關史料而又貫徹“彰善癉惡”的修史原則，皇帝特命專立《貳臣傳》。後來，又因這些人物結局不一，有如李永芳、洪承疇等降清之後卓有勞績，有如吳三桂、耿精忠、李建泰等降而復叛，如概入一編，仍然未昭公允。為此又決定於《貳臣傳》外另立《逆臣傳》，以記載降而復叛的吳三桂、耿精忠等人事蹟。

另外，對於館臣因怕觸犯忌諱而不敢使用的一些史料，皇帝發現後，也要求補入所修各書。如康熙年間左都御史郭琇彈劾明珠、高士奇、王鴻緒原疏，極具史料價值，館臣卻以郭琇後來被聖祖治罪而不敢使用。為此指令國史館於王鴻緒傳內補人該疏，“既可令海內傳為美談，且足令朝臣共知鑑戒”。又如南明史可法復睿親王多爾袞書，是南明和清朝政權關係的重要檔案，前此各史皆未記載。乾隆四十二年，皇帝於內閣冊庫中發現了這一檔案，因命附於《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中睿親王傳後。在皇帝的關心下，乾隆四十七年以後，國史修纂工作進展相當迅速，先後完成的書籍有《滿漢名臣傳》、《宗室王公功績表傳》、《蒙古王公功績表傳》、《貳臣傳》、《回部王公表傳》、《臺灣安南將弁官員列傳》等，不但在當時為國史纂修奠定了一個基礎，而且也為後人研究清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纂修國史之外，還先後編修了大量的有關本朝歷史的書籍。其中《平定金川方略》、《平定準噶爾方略》、《平定兩金川方略》、《平定廓爾喀紀略》記載了乾隆朝各次戰爭的經過；《臨清紀略》、《蘭州紀略》、《石峰堡紀略》、《臺灣紀略》等記載了鎮壓各次起事的經過。《清三通》、《大清會典》、《大清會典則例》、《大清通禮》、《皇朝禮器圖式》、《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國子監志》等書則將清初以來歷代皇帝有關各種政務處理的諭旨集中起來，加以制度化，以便臣下遵行。

除此之外，為了反映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和誇耀自己的文治武功，皇帝還主持纂修了《大清一統志》、《皇輿西域圖志》、《皇清職貢圖》、《日下舊聞考》、《盛京通志》、《河源紀略》、《南巡盛典》、《慶典成案》等書，內容也涉及清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地理、民族、宮廷、外交等諸多方面。（34）

在乾隆朝編修的各種書籍中，影響最大的是《四庫全書》。它不但包括了上述官府和皇帝自撰、修編的書籍，還包括更大量的民間、歷代所修書籍。

《四庫全書》的纂修，肇始於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皇帝徵求天下遺書。最初，他只是企圖擴大政府藏書，“以彰千古同文之盛”。隨即，怎樣徵集遺書和如何處理所徵遺書的問題便提上議事日程。安徽學政朱筠首先提出了開館校書的建議。其建議包括四項內容：第一，徵求遺書當以漢、唐以來尤其是遼、宋、金、元四朝的文獻價值較高而又傳世甚稀的舊本、抄本為重點。第二，由清朝政府組織人力，先對內府藏書進行一次普查，並將其目錄“宣示外廷”，以便各地獻內府所未備者。在這條建議中，朱筠還特別提出，清朝政府收藏的《永樂大典》是明以前各種著述之淵藪，其中多存“世不恆覯”之書。應由政府組織人員，“擇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為書”。第三，建議政府充分吸收漢、隋、唐、宋以來歷次整理文獻的經驗，不僅徵求遺書，而且對其進行校勘，同時還應組織人員對所收書籍“或依《七略》，或準四部”，分門別類地“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卷首”。為此政府應建立專門機構，完成這項工作。第四，在徵求民間遺書時，應將採訪範圍進一步擴大，凡是具有文獻價值的鐘銘碑刻、金石圖譜，都當在搜求範圍之內。這些建議的總精神是要求政府對全部現存文獻進行一次繼漢、隋、唐、宋之後的總清理。

受朱筠建議啟發，皇帝改變了單純求書的初衷，決定編纂一部囊括古往今來一切主要著述的巨型叢書——《四庫全書》。根據他的指示，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庫全書館”於翰林院正式成立，一個由政府組織的規模空前的編纂《四庫全書》的活動便由此開始了。

根據皇帝的指示成立起來的“四庫全書館”機構龐大，大小負責官員多達三百六十人。其中的總裁官、副總裁官為總攬全館事務的主要官員。因統籌全域性，責任重大，故特設正總裁官十六員、副總裁官十員，皆分別從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中簡選。皇帝還特派自己的三個兒子皇六子永珞、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理也充任總裁官。總裁、副總裁之下，設總閱官十五人，總管閱定各書之事；總纂官三人，總理編書之事；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