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物“二流堂”

吳祖光在香港發表了題為《反右大案——“二流堂”真相》的文章，因為它同時在上海的《上海灘》雜誌上發表，所以香港、上海的朋友都寫信告訴我。

其時，苗子、鬱風夫婦適來港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他們極力慫恿我寫一篇，從我的角度來談“二流堂”。我不敢寫，因為它既無政治意識，又無學術性，刊載在那樣的刊物上，不大合適。“二流堂”究竟是什麼，正如祖光所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但政治庸人們對“二流堂”的宣傳，卻是自五十年代以來最成功的宣傳範例，此後便江河日下。

戈貝爾的“謊言重複一千遍便成事實”的伎倆已破產，人們已學會從反面去找出真實。

我從未渲染“二流堂”，但當友人向人們介紹的時候，我便受到不應有的肅然起敬，使我面紅耳赤，狼狽不堪，只是這幾年臉皮才厚一點。

它使得一位知名的澳洲漢文學家白傑明要以“二流堂”為內容著書立說；兩位法國專家白霞夫婦聲稱馬上就要加入“二流堂”。

一九八三年春夏之間，白傑明由《大公報》副刊主編潘際炯兄陪同到我在香港的住處，滿臉不平之氣，問我，“二流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要寫一本書向全世界控訴這一荒唐事件。叫我怎麼說呢，我只有嬉皮笑臉向他說：“本來無一物，何處落塵埃。”然後撿了兩份刊登《砸爛中國裴多菲俱樂部“二流堂”》和《文化部為“二流堂”問題平反》的《人民日報》，幾份“文革”時期的小報，還有祖光的一首詩：

中年煩惱少年狂，

南北東西當故鄉；

血雨腥風渾細事，

荊天棘地作尋常；

年查歲審都成罪，

戲語閒談盡上綱；

寄意兒孫戒玩笑，

一生誤我“二流堂”。

那是一九七二年底兩個穿解放軍服裝的“中央專案組”人員到幹校逼他寫“二流堂”材料時他寫下的。這兩個人接著又找我再寫“二流堂”材料，我給寫了一份。兩天後，他們退還我，叫我抄在一種特製的稿紙上，這種稿紙的格子就和印《劉少奇罪證》的稿紙一樣，我的原稿則多處被用鉛筆修改，“是”改為“不”，“不”改為“是”，但我仍照我所寫的抄，取稿時一人拍案大怒，並找我的“上司”細聲指示。

夏衍老人出獄後，我曾將此事告訴他，他說：“項莊舞劍，意在周公。”

兩位法國專家白霞夫婦，其中白霞曾為我主編的《新天地畫報》翻譯白樺的詩，一九八二年我在我家斜對過的翠華樓設便宴請“二流堂”　諸友，她在席上宣稱要加入“二流堂”。我說：“敝堂從未有洋人入堂，此事需請示才能定奪。”她說：“我一定今晚就要加入。”楊憲益不知是否是有意為我解圍，藉口酒太少（酒樓竟無酒），將趙、白霞、丁聰、馮亦代、陸浮等大批人捲到他家繼續盡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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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說紛紜“二流堂”（1）

“二流堂”雖與我直接相聯，但因為它後來的聲名煊赫，名震一時，我也不敢包說，還是先聽聽有關知情的人們評說議論罷。

夏　衍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的妻子帶了子女到重慶來了，一家四口，就不能再擠在文工會的會客室裡了，唐瑜給我在臨江路附近的一個大雜院裡擠出了一間小屋，我們就在那裡暫時安頓下來。沒有門牌，為了寄信方便，我在屋前豎了一塊木板，上面寫了“依廬”這樣一個很好聽的名字，還養了一頭名叫來福的狗，我們一家在這裡一直住到抗戰勝利。《戲劇春秋》、《離離草》、《芳草天涯》這幾個劇本，都是在這間風雨茅廬中寫的。

“依廬”這兩間房子從租地皮、設計到施工，都是唐瑜一手經辦的，我一分錢也沒有花，一分力也沒有出。文藝戲劇界朋友們，稱讚他居然成了一個建築師，他也對造房子發生了興趣。不久之後，他又狠了狠心，把他原來在昆明和夏雲瑚合資經營的一家電影院的股本轉讓給別人，用這筆錢又在離“依廬”不遠的坡下租了一塊地，親自繪圖設計，又造了一間可以住十多個人的大房子，呼朋引類，讓當時沒有房子住的朋友都住了進去，這就是“文革”中喧鬧過一陣的所謂“二流堂”。唐瑜搬到“二流堂”去之後，他又把我隔壁那一間房子無償讓給了進步的奧地利醫生弗裡茨·揚生。當時住在“二流堂”的，有吳祖光、高汾、呂恩、盛家倫、方菁、沈求我，他們之中，除高汾是新聞記者之外，其他都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