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孫師毅的話是叫我把有一些東西該銷燬的銷燬，該串連的串連。然而，我當時卻失去了警惕性。

一九六三年，潘漢年的所謂“反革命大案”查明以後（一九五五年潘案在黨報上也是通欄大標題，但所佔的篇幅只得一半），被假釋住在南郊某農場的小別墅。他每週日進城，便來我家，公安部負責人告訴他再等候批示。

到一九六六年“文革”起，潘又被關押入獄，潘妻董慧匆匆來告訴我和孫師毅，我便紛紛奔告在我家曾與潘會見的諸友，我一個個問：“你們在我家沒有見過潘吧？你們看見潘在座就走了吧？你們不認識潘吧？”

然而，這回我卻麻痺大意，失去警惕，事先沒有和幾個有關的人交談一下，也就是革命造反派所謂的訂立攻守同盟，外調人員當然不止找我一個人寫材料，如今在一些問題的提法上自相矛盾，豈不是自找苦吃。

雖說攻守同盟被發覺罪加一等，你如果自己不說，誰知道你跟誰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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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牛棚”

“牛棚”一入深似海，從此失卻逍遙身。這“牛棚”真好氣勢，綠油油的琉璃瓦，光滑滑的水磨大灰磚。縱然是夾在兩座高樓之間，也不失其雄偉。

若把它與皇宮相比，也不過是黃瓦紅牆與綠瓦灰牆之異而已。

進入廟堂，好不莊嚴肅穆，一派祥瑞之氣。如今用來禁閉黑幫，正是替天行道。

我是過了幾天太平日子，便不知天高地厚。竟和“革命小將”頂撞起來，關進“牛棚”，豈不活該！

管理這“牛棚”的負責人，是歪脖司令，他對我表示恰如其分的關切，頗為照顧。

司令每天要督促黑幫們寫各種材料：自我坦白與對人檢舉，以便了解大勢。每天晚上交卷。對我則要求寫從三十年代至現在的電影界人物的情況，我說：“盡我的記憶，寫一本人物辭典吧。”

他顯出非常高興。

於是我買了一本很漂亮的硬皮練習簿，按姓氏筆畫編起來，我編得很慢，因為要慢慢地想。

我也不像別人要每天上交。居然活得逍遙自在。

七次抄家

抄家一共是七次，其中有一次是我老婆單位來抄家。抄家的人宣告與我無關，我也總得奉陪。也是這個單位，又來抄我兒子的家，我又得奉陪。

事因他們在抄家中發現一本《修改黨章的報告》，我兒子在上面將原來的名字刪去了，十一歲的孩子，就已經紅得嚇人，他認為修改黨章，除了毛主席，誰有資格修改，他就學主席的簽名式寫上：毛澤東。

而那個單位既屬於空軍的建制，又是政治嗅覺特別敏銳的政治部，他們嗅出有小反革命的氣味，因此只好再辛苦一遭。

其他還有幾起，收穫就不大了。

這幾起抄家比第一次有所不同的是，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本來嘛，這是革命行動，怕什麼？那些青年究竟是初出茅廬，實在天真得可愛。他們把裸女撲克牌抄去之後，也只有夜裡關了門才敢拿出來打。

那幾天，大概抄家的革命行動很普遍，我在廁所內聽到夏衍的家也被抄了，邊談邊得意地哈哈大笑，為的是，他們在抄家中發現夏太太坐在睡床邊沿，抄家的人士看到她似忐忑不安，叫她離開，她嚷道：　“那是我的東西呀！”原來是兩根金條。其他被他們抄去的如古書畫、郵票等等均甚為豐富。

對我的第七次抄家領頭的是“歪脖司令”。

在“文革”那個偉大的時代：朱總司令早已有名無實，彭總則已打倒，在等待最後收拾他的老命。其他的司令不是被打倒了，便是奪了權，只存虛名。現在當權的是蒯大富司令，一聲號令，千軍萬馬便立即出發。各地新人輩出，文化部造反派又有陳女司令，“牛棚”這時候，正是它的全盛時期，統治這“牛棚”的最高領導則是一位歪脖司令　（對不起，我至今仍不知他姓甚名啥）。

歪脖轄下有六七名正副部長，其他司、局、處長數十位。齊燕銘，因為他原是國務院秘書長，被押回去了。夏衍、肖望東、顏金生、陳荒煤、趙辛初、錢俊瑞等，後來都被押回或由北京衛戍司令部送進秦城保管起來。只有趙辛初，他是湖北省委書記，大概此君在位時與人無怨，所以也沒有人來揪他。從他後來在幹校工作的認真、吃苦耐勞及與人相處以至“文革”後返湖北省委原任，對文化部及幹校熟人，有來訪或有所求者，都以助人為樂，看來，他的“太平日子”大概不是無因的。

“牛棚”的熱潮已過，忽然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