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令人非常感興趣的談話中的一些隻言片語。

赫胥黎先生有一次說“實際上，他變得非常專橫了”。賴爾先生也贊同他的看法。我完全不知道他們指的到底是誰——有一陣子還擔心說的是親愛的爸爸——直到聽見賴爾先生接著說道：“不該告訴他第二版時他的名字被去掉了。那明顯地讓他很不安，是個錯誤。”顯然，這指的是華萊士先生，因為過去我曾聽說有人批評爸爸在這一版《物種起源》中沒有提到他的競爭對手，並強烈要求他立即予以矯正。科學家對這類事情是非常在意的。

赫胥黎先生說話的語氣似乎非常肯定。他接著說：“他是一隻繞著我們雞舍轉的狐狸。他可能給我們造成無盡的麻煩，損害我們的事業。”對此，賴爾先生提了一個問題：“你認為我們該怎麼辦？”稍稍沉默了一下，接著的回答是：“我這會兒還不是太擔心。他朋友不多，也不是哪個學術團體的成員——我們一直很在意這一點——而且他總是缺錢。那是他最大的弱點。如果我們多點心計，就可以利用他這點。”

我知道自己聽到的是最為有趣的陰謀。我幾乎不敢呼吸，惟恐聽漏了一個字。於是我往門前靠近了一點。但就在這個時候，偏偏是爸爸下樓來看見了我。我趕緊開溜，雖然我敢肯定他已經看到了我沒有一點女孩樣子的偷聽行為。一點不假，他跟著我走進客廳，抓住我的手腕，質問我在幹什麼。我的申辯沒人會信——也難怪，我本來就被抓了個正著。他突然轉身離開了房間。

我的臉簡直紅透了，整個下午都不敢看他們的眼睛——雖然很難說到底是因為我的偷聽行為呢還是因為與他們身份最不相宜的陰謀。但不管是什麼原因，晚飯前不久，媽媽把我帶到一邊對我說，爸爸對我非常生氣，並說要送我到倫敦的拉斯舅舅家住一段時間，好讓他消消火。

1865年2月10日

我得說，舅舅在城裡的房子是全世界我最喜歡的地方之一。各色有趣和優雅的人物都聚集在他的餐桌旁：邊沁主義者，憲章派人物以及天主教教徒，甚至還有無神論者——總之，形形色色的自由思想者。葡萄酒慷慨地流溢，他們的談話也酣暢淋漓。不像在唐豪斯，一旦討論進入熱烈狀態（非常稀罕的事），爸爸就不會讓我呆在客廳裡。在這裡，他們允許我留下來作為唇槍舌劍的見證。

這天晚上，托馬斯和簡·卡萊爾都來了，另外還有亨斯利和範妮·韋奇伍德，以及其他三四個知名人物（其中包括說話比寫的新聞報道生動有趣得多的哈麗特·馬蒂諾）。想想我有多驚訝，晚飯結束後居然又有一對夫婦來了，而且他們只是來喝咖啡和白蘭地的。但當我被引見給瑪麗·安·艾文思時，我感到特別窘迫。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我竟與自己最崇敬的人站在一起。她是《弗洛斯河上的磨房》和《織工馬南傳》的作者，但她的筆名喬治·愛略特把我一時弄糊塗了。讓我更尷尬的是，接下來與我說話的是她的情夫喬治·亨利·路易斯。他很鄙視人們對他倆關係的指責。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完美的紳士。我覺得舅舅非常了不起。他竟然為這樣兩個敢於蔑視社會習俗的人物也敞開著大門，尤其是公開與有婦之夫同居的艾文思小姐。

我們剛剛坐定，談話就變得活躍起來。馬蒂諾小姐一如她的寫作筆鋒，攻擊奴隸制是最“令人憎惡的制度”，並說在所有民族中，美國人最是野蠻。拉斯舅舅——無疑是火上澆油，因為他從未表現過對窮苦人的關心——問她對“戴著鐐銬的人們”的同情是否也推而廣之到英國的勞苦大眾頭上。另一位先生也說，中部地區的廠礦工人所遭受的奴役與美國南方莊園的奴隸並無多大差別。

對此，亨斯利令人非常不愉快地反對說，貧窮者的墮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基督教的問題就在於滋養了罪惡。馬蒂諾小姐表示反對，並從自己的研究中引證了工廠事故的例子。

在這整個過程中，我都在思考早先的一個問題，並一直想鼓起勇氣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因為雖然我有幸參加了拉斯舅舅的社交聚會，但我以前從沒有表達過自己的觀點。按照一些不成文的禮節，我保持著沉默，因為我不知道如果我打斷他們的話，舅舅會不會不高興。艾文思小姐注意到我複雜的心緒，於是和藹地拍了拍我的手，對眾人說：“我敢肯定達爾文小姐有話要說。”一時間所有的目光都投到我身上。我別無選擇，只好把自己的觀點說了出來。我說，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群體“生活在枷鎖之下”。“什麼群體？請說來聽聽啊。”卡萊爾先生問道。我感覺自己應該遲疑一下，以接受如此傑出的思想家的質問。但我發現自己幾乎沒來得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