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會，當場用鐵絲穿進其父的鼻子，並命令他來牽牛遊街。他沒有辦法，只好去牽。其父憤怒地搖擺，鼻骨被拉斷。農民不忍，群起圍攻工作組，併為其父解開腳鐐。一個為中共和當地貢獻多多的鄉紳，中共邊區的參議會議員，回家後開始絕食，三天後氣絕身亡。

牛蔭冠即使如此隱忍，依舊被免職送進黨校學習。整個解放區的百姓都在傳說這個悲慘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認為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後雖然官至副省長和正部級，雖然領導瀋陽飛機廠為中共生產了第一代戰機，仍然為許多同事所不齒和提防。因為人們很難相信一個可以參與迫害父親的人，他不得不終身揹負著這個沉重的十字架。

他像我的父親一樣，永遠不談他的父親。沒有人能理解他內心的慘痛，更無法想象他別無選擇的選擇。直到姚依林在身後出版的《百夕談》裡，我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曆史記事本末》中，我們還知道了其年在興縣八區的土改中，一共打死1050人，自殺863人，被驅逐凍餓而死的63人。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許多並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農民。

在讀過這些文字後，我真正原諒了我的父親。一個民族的人倫天良，是如何在高壓下破壞殆盡的，我們現在終於可以理解為什麼在日後的歷次運動中，有那麼多的家人內部的揭發和互相殘害。要恢復這些基本的人性底線，我們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啊。

十七

從社會學的角度說，人生之初，即無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時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點起步的。其後則每個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別站在不同之起點。所以社會達爾文主義默許一個準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但這是殘酷的，因這種起點各異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兩極分化，窮者恆窮，富者永遠佔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如果沒有一個好政府來宏觀調控的話，這種社會發展到極致，就比然誕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將多數人推回同一個起點，再開始新的競賽。

中國是農民起義的滋生地，縱觀幾千年歷史，我們似乎永遠處在這樣一條地震帶上。所有的起義者最初都幾乎打著均貧富分田地的旗子以號召戰士，一旦奪取江山，享受勝宴的則永遠只是少數。革命領袖實質上奪取的只是皇冠龍袍，並沒有推出新的先進位制度來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動，這是偉大領袖最高明的定義。暴動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將對整個社會帶來劇烈的破壞，而中華文明也必將在這種怪圈中週而復始停滯不前。

但沒有革命，整個社會就意味著在永遠默許甚至縱容不公和暴政。雖然早在孟子時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輕的口號，但三千年之後，我們卻依然沒有抵達真正的“民國”。於是，孫悟空宣稱的“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遠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議選。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畝制度》，彷彿要給人民平等的機會；但你真正瞭解天國的真相之後，你就知道對一個國家來說，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獸。

孫中山以民族革命為號召，以武昌起義為籌碼，終於實現南北議和，清帝退位。這場革命的本質不是農民暴動土地革命，因此進入民國後，民間社會沿襲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孫先生並非不知道在滿人洗牌三百年後，民間又已形成怎樣的貧富懸殊。他雖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但在西方文明浸淫過的他，畢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義出面搶奪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蔣的時代，政府曾經試圖用贖買的方式來均衡土地，終因財力不濟而無法實施。

很顯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確實是一個問題。當底層多數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貧困時，它就是一個十分危險的問題。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問題。

十八

共產主義原本不過是一種經濟學說，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種烏托邦政治的愚妄藍圖；經由列寧而演化成為一種國家革命的極權政體，再由所謂的“第三國際”向其它窮國傳播，衍生出20世紀嚴重影響人類歷史的一場悲劇運動，以致億萬生命要為之填溝轉壑，這真是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實，恩格斯在論述到土地問題時，他所主張的仍是由政府贖買再來分配給窮人。這正是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經吸引許多悲憫的知識分子的原因。

如果廓清歷史的妖霧和神話，我們今天來看中共的一大代表，他們多數皆是正派的讀書人，是一群有正義感和追求的憤青。這也是當後來這種學術結社異化為暴力幫會時，他們多數人選擇了退出的原因。當時的國民黨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