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消化吞下的食物。他從誰跟前走過，誰不感到由衷的欽佩？對他既抱幾分敬重，又懷幾分恐懼。在索繆城裡誰沒有嘗過他利爪的滋味？抓一下讓你疼得入骨三分。有人為了買地，找克呂旭貸款，利率是百分之十一。有人用期票到格拉珊那裡去貼現，先得扣除一筆大得驚人的利息。市面上難得有哪天沒有人提到格朗臺先生的大名；連晚上街頭的閒聊也少不了要說起他。有些人甚至認為這位種葡萄的老手的殷實家產堪稱當地引以為榮的一寶。所以不止一位做生意的或開客棧的索繆人，得意洋洋地在外地的來客面前吹噓：“先生，我們這一帶百萬元戶有兩三家，可是，格朗臺先生哪，連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的家底兒！”一八一六年，索繆城裡最擅長計算的人作過估算，這位老先生的地產大約值四百萬法郎；可是，若以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之間以每年平均收入十萬法郎來推算，他手頭積攢的現金應該跟他的不動產的價值不相上下。所以，當人們打完一局紙牌，或者談過一陣葡萄種收，最後提到格朗臺的時候，自作聰明的人們會說：“格朗臺老爹？……總該有五、六百萬吧。”倘若趕上克呂旭先生或格拉珊先生在場，聽到這話準會答腔：“你倒比我還在行，我可是從來都沒有法子知道這個總數。”要是巴黎來的客人提到羅啟爾德或拉菲特等銀行巨頭，索繆城的居民就趕緊打聽，問他們是否跟格朗臺先生一樣有錢。如果巴黎人付之一笑，不屑地答道“是的”，索繆人就會面面相覷，難以置信地搖搖腦袋。這麼大的家產給這位富翁的為人行事披上了金絲編織的外衣。就算最初他的生活起居有些特別，曾經是人們說笑的話柄，那麼這話柄早已陳舊得無人再提。格朗臺先生的一言一行如今成為人們判別是非的規範。他說什麼話，穿什麼衣裳，他的一舉一動，乃至於眨眨眼睛，都成為當地的金科玉律；人人都像自然學家研究動物本能的作用那樣，研究格朗臺，並能從他最瑣細的動作中發現深邃而無言的智慧。人們說：“今年冬天一定很冷，格朗臺老爹戴皮手套了：趕緊摘葡萄吧。”“格朗臺老爹買進大批板材，今年酒的產量一定可觀。”格朗臺先生從不買肉和麵包。他的佃戶每星期給他送來足夠的食品，閹雞、母雞、雞蛋、黃油和小麥，都是用來抵租的。他有一所磨坊，租用磨坊的人除了繳納租金之外，還親自登門拿小麥去磨，然後給他送回麩皮和麵粉。他們家只僱用一個老媽子，人稱大高個娜農，她儘管上了年紀，每逢週末還親自做一家人吃用的麵包。格朗臺先生跟租他菜園的菜農說好，要他們供應蔬菜。至於水果，他的果園收成之多，大部分還得拉到市場去出售。取暖用的木材，是從田園四周作為籬垣的矮樹或爛掉一半的老樹上鋸下來的；佃戶們把亂枝截成一段一段，用小車運進城，給他在柴房裡堆好，討他說聲謝謝。他的眾所周知的開支，無非是聖餐費，妻子和女兒的衣著花銷以及教堂坐位的租金；還有大高個娜農的工錢，買燈燭、給鍋子鍍錫、納稅、房屋修繕和作物種植等方面的費用。他最近又買進一片三百六十多公頃的樹林，委託一位鄰近的居民代管，他答應付代管費。自從購置了這片樹林，他才吃上野味。老先生生活上很不講究，話不多，通常只用一些簡短的現成的句子，輕聲說出自己的想法。打從他出頭露面的大革命時代起，每逢必須長篇大論或探討什麼問題的時候，他馬上會結結巴巴、含糊其辭，弄得聽的人很吃力，還不得要領。這種口齒不清、前言不搭後語、思路凌亂的連篇廢話，缺乏起碼的邏輯，人家以為是他缺乏教育所致，其實他是裝出來的。在我門下面的故事中，有些情節足以說明這一點。另外，凡遇到生活難題和商業難題要他對付、要他解決，他慣於搬出四句像代數公式一樣準確的口訣，說：“我不知道，我不能夠，我不願意，等著瞧吧。”他從來不說“是”或“不是”，也從來不落下白紙黑字。有人跟他說話，他只冷冷地聽著，右手托住下巴頦兒，肘彎支在左手背上；而且無論什麼事，他拿準主意之後就決不反悔。哪怕一筆微不足道的生意，他都要盤算半天。當他的對手經過一番勾心鬥角的談判，自以為沒有露出半點口風，而其實已經給他摸清底細，他卻回答說：“這事我得跟內人商量商量，現在不能作出決定。”他的妻子早已給他壓迫得成了百依百順的奴隸，在生意上卻是他最合適的擋箭牌。他從不上別人家去作客，也從不肯應邀赴飯局或請客吃飯。他從不大聲喧譁，彷彿什麼都講節儉，連動作都力求省勁兒。由於他始終尊重所有權，所以他決不亂動別人的東西。然而，儘管他說起話來細聲細氣，舉止穩重，箍桶匠的談吐和習慣仍不免有所流露，尤其在家裡，不像在別的地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