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革命者，做一個為了人民的利益而獻出自己生命的革命者，才會寫出真正的革命文學作品來，而不在乎要什麼動聽的口號和似乎是十分激進的主張。

竊火者（2）

魯迅還應邀到不少學校去發表講演。在勞動大學講的《關於知識階級》，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知識分子是為平民說話，還是壓迫平民呢？是在金錢和指揮刀下聽令行動，還是同情和傾向於民眾呢？魯迅主張“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是做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還是做一個隨風轉向的知識分子？魯迅提出的這個問題意味十分深長，而他自己在一生中所走過的堅定不移地為人民謀求解放的道路，確實是可以作為知識分子的表率的。

他在暨南大學講的《文藝與政治的歧途》，說到了文藝與政治的衝突，他認為原因是在於政治家不喜歡人們思想，不喜歡人們反對自己的意見，而文藝家表達的其實是社會上很多人的意見，不過由於敏感的緣故，比別人早說了出來。魯迅談論這樣的矛盾自然是為了影射國民黨反動派專制和暴虐的統治，不過魯迅接著也講到了，即使“共了產，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腳。革命文學家和革命家竟可說完全兩回事”，他把這個將來社會里的假設的矛盾，歸結為“理想和現實不一致”。在無產階級領導的新社會，文藝和政治究竟會發生什麼樣的關係？它們之間難道註定了非有衝突不可嗎？魯迅在當時自然還沒有得到解決。後來他才明確地提出了無產階級文藝是為解放本階級而鬥爭的一翼。

在這年冬天，他還幾乎跟創造社組成了聯合的戰線。到了上海之後，他一直在尋找朋友。他感到在這種營壘分明的生死搏鬥的年代裡，是需要朋友共同奮鬥的。就在他到上海後的第二個月，即11月9日，創造社作家鄭伯奇、蔣光慈、段可情等徵得郭沫若的同意前來拜訪魯迅。“四？一二”事變之後，郭沫若、鄭伯奇、成仿吾等創造社的主力，比魯迅早一些由廣州返回上海，參加重整創造社的工作。現在大敵當前，也感到力量單薄，需要友軍。

這一次創造社的朋友主動來拜訪，魯迅感到很高興。暢談了一個上午還不夠，下午鄭伯奇、段可情又再次前來。創造社的朋友提議要和魯迅聯合辦一個文藝刊物，對於這個提議，魯迅是非常贊成的。他還熱心地主張恢復《創造週報》，並向鄭伯奇他們表示，他自己也願意參加撰稿。他懇切地評價了《創造週報》，認為它曾經在青年中發生過很大的影響，恢復起來仍然可以繼續發揮作用。鄭伯奇這回見到魯迅並不是第一次，然而交流思想和商議工作則是頭一回，他深深地感到魯迅是公正的。

經過一天的商議，他們終於決定：把恢復《創造週報》作為第一步工作。編輯委員由成仿吾、鄭伯奇、王獨清、段可情四人擔任，而由魯迅、郭沫若、蔣光慈、李初梨、馮乃超等三十人作為“特約撰述員”。這時候，郭沫若於參加南昌起義後，輾轉流亡，剛來到上海，正過著地下的生活，他依舊很關心革命文藝運動，自己也在辛勤地寫作，他在登出的這分名單中，化名為“麥克昂”。“麥克”是英文Maker的譯音，“昂”通“卬”，在古語中是“我”的意思。《詩經》的《匏有苦葉》中，就有“人涉卬否”的句子，“麥克昂”就是宣稱：作者是我，這實在是跟想要逮捕他的反動派開了個小小的玩笑。恢復《創造週報》，邀請魯迅一起作戰的這個倡議，就是經過他支援和贊同的。郭沫若本來還想找魯迅當面交換意見，可是在不久以後，他生了一場大病，接著又匆匆忙忙地流亡日本，再一次失去了跟魯迅見面的機會。　。。

竊火者（3）

蔣光慈、鄭伯奇等人的採訪以及初步的商議，使魯迅滿心歡喜。這一天夜裡，他吃著螃蟹，開懷暢飲，直到大醉。他已經很久沒有這樣衷心喜悅過了。

面對著龐大的黑暗勢力，魯迅多麼希望革命力量能夠聯合起來，他意識到：沒有堅固的聯合戰線是難以勝利的。但是對於創造社提出的革命文學口號，他卻有些不以為然，他覺得當務之急，在於做革命的人，至於提不提革命文學的口號，倒無須急急忙忙。然而在中國文壇上，創造社是一支有生氣的革命力量，這是他很清楚地看到的，因此早就有聯合他們一起抗擊黑暗的願望。1926年11月7日，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就說明了自己的心願，他說：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後，對於“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去，並不在意。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 魯迅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