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評論家西德尼·史密斯的態度頗有代表性，他於1820年反問道：“在全球各地，有誰讀過一本美國的書，看過一場美國的戲，見過一幅美國的畫或一尊美國的塑像呢？”這種高高在上的態度漸漸為美國人自己所容納。亨利·亞當斯寫道：“縱觀一生，人們已看到，美國人在文學上總是向歐洲人屈膝。”

因此，19世紀的美國人認真地努力模仿歐洲的文化。他們前往倫敦、巴黎、維也納和羅馬求學，建造希臘式聖堂作為公共建築物和教堂，引進歐洲的音樂家和歌唱家，幫助建立歌劇院和管弦樂團。有些富豪巨頭派代理人到歐洲去購買“18世紀前歐洲大畫家的作品”。有些人甚至購買城堡，將城堡的石頭一塊一塊拆下來，然後在美國重新建造起來。正如預期的那樣，這些努力並沒有給歐洲大多數知識分子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仍輕視美國人，認為美國人是一個“正在衰弱、被人唾棄、愛猜測、善算計、好打賭、喜毆打奴隸、愛淺斟慢飲的民族”。

將近19世紀末時，這種態度開始有一些明顯的轉變。“隨著歐洲一切的衰弱，隨著封建文化最後一點殘餘的消失”，瓦爾特·惠特曼和馬克·吐溫，尤其是馬克·吐溫，成為地地道道的美國作家，他們的風格“既是當地的、西方的，又是北美大陸的”。1888年，詹姆斯，布賴斯的頗具鑑別力的名著《美利堅共和國》的出版也具有重大意義。隨著19世紀的結束，歐洲知識分子越來越注意到一群日益顯赫的美國明星：約翰·杜威、威廉·詹姆斯、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索爾斯坦·凡勃論和威廉·迪安·霍威爾斯。然而，歐洲的監護仍難以動搖。19世紀末，亨利·卡博特·洛奇仍能這樣寫道：“美國人開始文字生涯的第一步就是要自封是一個英國人，以便得到認可，並不是得到英國人的認可，而是得到本國人的認可。”

英國自治領 歐洲文化對英國自治領的影響比對美國或拉丁美洲的影響更大。一個原因是保持了帝國的團結，從而引起了自治領與母國之間更大程度上的相互影響。另外，除南非外，原籍歐洲的居民在自治領所佔的比例比在有著很多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美國和拉丁美洲所佔的比例大得多。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各自治領發展了相同的文化；獨特的地方環境產生了獨特的文化。

例如，加拿大文化的發展決定於兩個壓倒一切的因素：佔總人口三分之一的法商加拿大人集團和地理上與美國的接近。由於這一龐大的法商加拿大人少數派的存在，加拿大使用兩種官方語言；從鑄幣、紙幣、政府公告以及由國家分配的商品的刻印文字上可瞭解到這一情況。更重要的是法商加拿大人的觀點和民族作用。從十分現實的意義上說，他們是一個沒有母國的民族。1763年法國放棄加拿大之後，他們在其最強大的天主教會的教導下背棄共和主義的、非宗教的法國，並對他們認為是操英語的加拿大人和美國人的商業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東西加以蔑視。因而，他們的主要願望是不受干涉，在新教徒盎格魯撒克遜人佔優勢的大陸上保持自己的特點。

對加拿大來說，更為重要的也許是南方大國的勢不可擋的衝擊力；這種衝擊力的影響不僅如前所述導致了加拿大人力的大批外流，而且決定性地導致了加拿大人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形成。一般的加拿大人早晨通常由美國製造的鬧鐘叫醒，然後用美國生產的牙膏和牙刷刷牙，用美國生產的刮鬍膏和剃刀刮鬍子。他在晨報上看到的新聞有四分之一是談美國的事情。他將駕駛美國汽車去上班；走進辦公樓中的美式電梯；整天使用大多由美國製造的辦公裝置工作。回家後，他很可能收聽、收看美國廣播或電視節目，閱讀美國小說或雜誌，也可能驅車到附近的電影院去看美國電影，如此來結束這一天。

所有這一切並不意味著加拿大文化就是南方文化的直接翻版。例如，在加拿大和美國的政治會議和政治運動的形式、廣告和推銷術、法律實施以及法庭程式之間幾乎就不存在相似之處。不過，加拿大有位著名的記者已下結論說：“加拿大是一個聯盟，而不是一個國家。1949年，加拿大政府任命了“國家藝術、文學和科學發展是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報告包括下面這段話：

美國對加拿大人生活的影響至少可以說給人以深刻印象。不應該有任何這樣的想法：干涉所有加拿大人接受美國影響的自由。文化交流本身是極好的。它們擴大了消費者的選擇範圍，刺激了生產者的競爭。但不能否認，如果來自一個國家的物資其數量大得不成比例，那也許會窒息而不是激發我們的創造力；而且，如果沒有任何比較標準、只是消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