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語句：形容中阿關係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稱讚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明燈”。三、在中國“*”高潮的1968年，因阿爾巴尼亞為反對蘇聯侵捷而退出“華沙條約”之舉，中方一次性就向阿方提供30個成套專案的援助。這個數字佔了我國從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所有援阿專案的四分之一。據統計，1954年至1978年間，中國對阿爾巴尼亞援建經濟、軍事專案高達100餘個，先後派遣了6000餘名工程技術人員去阿爾巴尼亞從事援建工作。就阿方對中方“三大支援”而言，有：一、比任何國家都堅決支援中國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和蘇聯霸權主義；二、在各主權國家中，獨家支援中國“*”；三、自始至終地支援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它是當年聯合國大會這項提案的主要發起國之一。阿爾巴尼亞跟阿爾及利亞等國一起，多年來一直站在這場鬥爭的最前沿，“兩阿”同我們密切合作，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為數眾多的非洲國家，最後，在1971年的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上，終於使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得以恢復。

但阿爾巴尼亞國家，其主要領導人在涉及跟超級大國關係的問題上，是很敏銳。1969年9月，我們接待赴河內參加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葬禮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過境，周恩來總理和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晤。阿爾巴尼亞對這件事很反感，當即表示反對。因為中蘇政府首腦接觸這件事，阿甚至在出席我們建國20週年慶典問題上，還特意降低了規格。本來應該是總理來的，後來降為副總理。1971年秋和1972年春，我們先後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和尼克松本人訪華，引起了阿爾巴尼亞領導人的強烈不滿。阿爾巴尼亞一號領導人霍查向*中央主席毛澤東寫來了指責中方的“萬言書”，其報刊據此發表了兩輪從措詞到內容都極不友好的文章。中阿關係從此進入了“秋季”，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所以，1972年這一年也是我們跟阿爾巴尼亞關係由熱轉涼的“轉折年”。

剛剛我回憶到70年代初的兩國關係的往事，基本是可以定位到春夏“兩季”。從1971年到1972年開始，由於阿爾巴尼亞反對中國接待尼克松訪華和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的啟動，導致中阿關係轉入“秋冬”。1975年，我本人作為使館參贊重來阿爾巴尼亞工作，雖然館內情況還好，但是外界的“形勢”日趨惡化了。1976年11月，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七大”以來，其主要領導人公開攻擊中國內外政策，並對兩國間的經濟、技術合作進行刁難。到了1978年，阿爾巴尼亞不計後果地反華。尤其是身居高位、左得出奇的那位首腦人物，一而再地親自對我國當時的內政外交進行全面攻擊。他指名大罵中國領導人，不管是逝世的毛澤東、周恩來，還是在職的華國鋒、*，說中國這幾位領導人是馬列主義的“叛徒”。他還罵黃華外長、主管副外長餘湛，劉振華大使。而中國卻罵不還口，不予置理。駐阿爾巴尼亞大使館的人員身居一線，聽到、看到的東西可多啦。尤其我們懂阿語的外交官，每天從報刊、廣播、電視裡，接觸到的都是他們的反華聲浪。這樣一來，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一發不可收拾，直到1978年秋兩國關係破裂。

第三章　德國有形與無形——柏林牆倒塌的前後（21）

徐：我們接待蘇聯總理柯西金過境和周恩來總理同柯西金進行會晤，以及我們又先後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舉動，使阿爾巴尼亞認為中國“變修”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一直自詡是正宗的馬列主義政黨，稍後又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請您談談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以及給阿爾巴尼亞國家帶來的後果。

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指導思想上一向以“左”的傾向佔主導，後來又日益發展為極“左”的路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20世紀80年代末，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對時代問題的認識上和對國際形勢的分析上，思想僵化，片面固守列寧《帝國主義論》的觀點，始終沒能擺脫“世界處在帝國主義崩潰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理論的束縛，陷入“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不能自拔。

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霍查主政期間，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共召開過八次常規代表大會。每次開會，霍查在其政治報告中都大談特談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危機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強調：經濟危機吞噬著世界上每個國家，資本主義世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會道德敗壞、局勢動盪，而社會主義的阿爾巴尼亞則“沒有危機和*，只有發展、前進、繁榮、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