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幾乎沒一個人知道，一個沒有皇帝的國家，是個什麼樣子。換言之，他們都是一批未見過世面的土包子。不會講大話、談學理；只能動手、不能動口。他們也沒有海外關係。同文同種的中國和日本之地，也不知歐美華僑社會是什麼個樣子；對歐美國家去協商、去折衝樽俎，是如何個協商法、折衝法？這一點他們就得聽孫中山的了。

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原是個見多識廣，能說能吹（學術名字叫做‘宣傳’罷）的，有名的‘大炮’。他說‘興中會’單在南洋即有會員十萬餘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銀山。千萬華僑是如何的富庶多財、慷慨好義，為革命之母。三合會、致公堂是如何的兇狠，清吏無不聞聲落膽。他與歐美兩界朝野兩界的過往，又是如何的得心應手。總之，這些小革命團體之所無，正是這位孫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攜手合作，截長補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現說現賣，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國學留界，在麴町區富士見樓，開群眾大會歡迎孫逸仙先生。先生著筆挺的白嗶嘰西裝、戴通草帽，按時出現於講演臺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現代政治家姿態，像廣大而熱情的政治群眾發表了政治講演。他使盡他天賦的講演天才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的演說天才（見‘毛澤東思想萬歲’中毛對孫的評語）使盡了渾身解數。中山一炮而紅。他風靡了當時在場的一千數百位聽眾；透過這些聽眾，他也風靡了當時在日本兩萬名中國學生。透過中國留學生，他也風靡了數已千萬計的底黃海彼岸的祖國同胞。孫文在中國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就從此確立了。

一個星期後，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國近代史上起劃時代作用的‘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赤坂區一家市民住宅裡，便呱呱墜地了。（為免日本政府幹涉，會名中刪除了‘革命’二字。）

大清帝國‘牆倒眾人推’

旅歐中國學生，何必忽然心血來潮，匯款邀請中山呢？原來就在中山這段不得意的時期，革命意識和時機卻在中國大陸迅速上漲。在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於一八九五年四月簽訂之後，全國上下還寄望於康有為、梁啟超所發動的‘強學會’和‘變法維新’。熟知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徹底的失敗了。失敗之餘，大清帝國也就在這一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幾乎遭了瓜分之禍。筆者曾另有專篇記其大略。別的不談了，就說香港罷，九龍就是在這一年被英國強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時至一九九七，租約期滿，女皇陛下就要按期歸還了。也就是這一年，德國強佔了膠州灣；他的老搭檔帝俄也‘租借’了旅順、大連。為阻止此二強壟斷中國東海岸，英國又加租了威海衛。法國不甘後人，一下也就霸佔了廣州灣。大小帝國主義這時在中國都大搞其‘勢力範圍’；要不是列強的野心為‘均勢’（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們早就把‘東亞病夫’這個大清帝國瓜分了？那個不幸的‘歐洲病夫’鄂圖曼大帝國就是被他們這樣啃掉的。時至今日那個不自量力的伊拉克海珊小獨裁，還想‘收復失地’？併吞同文同種的科威特，哪裡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國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禍，迫在眉睫；可是我們那個昏聵糊塗的慈熙老太后，竟然異想天開地搞出一套‘刀槍不入’的‘義和拳’，來‘扶清滅洋’；那就荒唐透頂了。作者落筆至此，何敢冒犯那些品質高貴、大義凜然底貧下中農所組織的‘義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們氣功未練好，惹起了‘八國聯軍’，又抵擋不了洋人的刀槍直入。在‘辛丑合約’中累得我們四萬萬無辜老百姓，每人各賠紋銀一兩罷了。？那時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賠了十多兩銀子。因此在下寫這段歷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權利。

拳變剛了，又爆發了兩大強鄰的‘日俄戰爭’（一九○四…一九○五）。這兩個混蛋的帝國主義竟然為搶奪我中國的土地財寶，在我國境之內，開起火來。而更混帳而顢頇的，卻是我們的滿清政府。它無力阻止兩個強鄰在我國土上作戰，竟然公開把遼河以東的土地，劃為‘戰區’，而自己在遼河西岸，宣佈‘中立’。

朋友，這時的中國哪裡還配稱為‘國家’呢？我們連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還有個殖民國家來保護它。我們這個‘次殖民地’（中山警語）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時有若干知識份子對大清政府發點牢騷和警告，而那批滿族統治者，竟能把臉一抹說‘寧贈友邦，不畀家奴’。這種話哪是人類嘴裡說出的呢？

賢明的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