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的，那是帝王之相。

我父親是何家的總管家，他打理這個大家族的吃穿用度。我比何鴻燊小一歲，在孩子們的眼中，沒有貴賤、尊卑之分。因此，我們像兄弟一樣的長大。他直呼我名字，我叫他少爺——那是父母教的，但我當時很可能僅僅把“少爺”當成是何鴻燊的另一種叫法，就像一個男孩子五花八門的綽號中的其中一個。總之，在最輝煌的幾十年裡，只要跟何家沾上一點蒼蠅屎般大小的關係，你就洪福齊天了。

一九三四年，何鴻燊十三歲，我十二歲。

有一天，我們雙雙從貴族學校放學回來，發現家裡的所有東西，包括名貴的瓷器與古玩、字畫、傢俱，都在往外搬。庭院裡，貴重的花木則連根掘起，也往停在大門口的車上送。太太小姐們摘下手飾，哭作一團——何鴻燊的父親投資股票失敗，徹底破產，何家掘地三尺都不足以抵債，哈哈，榮華淒涼盡在一夜之間，何家一時四面楚歌。連那些昨天還像狗一樣伺奉主子的僕人都忙著追討工錢。

何鴻燊很快就迫於家境從貴族學校輟學，甚至那些為貧苦人家子弟開設的普通學校，家裡也供不起了。何鴻燊牙齒不好，又上不起醫院，想找他的牙醫舅舅補補牙。但他的舅舅認為，他已經窮到沒資格談什麼補牙了。

“拔掉算了。”他的親孃舅說。

何鴻燊無可選擇地踏入社會，我與他各奔前程。

我先後去過香港、上海、廣州（我的祖籍在廣州），做過近二十種工作——車伕、跑堂、皮條客、賭場打手……但沒有一樣是連續做上半年以上的。

一九六零年，我三十八歲。

一天，我在廣東街頭撿菸頭吃，撿到一根，就坐在牆根抽了起來。一陣大風把幾張報紙颳了過來。我一翻，還挺新，就看了起來。什麼報，我忘了，頭版頭條上這樣寫道：四人財團一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