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降格到非人的地位，更能表明敵友之間的差異。

巴西蒙都魯庫獵頭人就是如此區分敵友的，他們實質上是把自己的敵人視為大型獵物，蒙都魯庫武士談起非蒙都魯庫人就好象在談論西端和貘一樣，誰獵取了人頭，誰的地位就會提高；人們相信他具有了超自然的森林力量，他也因此獲得了威信，戰爭已成為一門藝術，蒙都魯庫人追捕其他部落人時很講究技巧，象是在追捕一群群極其危險的動物。

蒙都魯庫人的襲擊計劃得十分周密，他們通常乘著天亮前的黑暗悄悄地包圍敵人的村莊，巫師們大作其法，使被圍者昏昏入睡，進攻於黎明時分開始，一支支火箭射向草屋，人們吶喊呼叫，從森林裡衝進村莊，把居民們趕到空地，儘可能多地砍下成年居民的頭顱。由於要殺光全村人非常困難且風險極大，所以他們往往帶著人頭迅速撤出村莊，一直走得筋疲力竭才稍加休息，然後返回住地，或撲向下一個目標。

W·H·德漢重新分析了R·F·默菲研究蒙都魯庫人的資料，他提出的觀點是令人信服的。德漢認為，戰爭和狩獵都是蒙都魯庫人適應環境的直接結果，它們給蒙都魯庫獵頭武士的發展和適應性帶來了好處．默菲以傳統的自然科學方法，運用蒙都魯庫人和其他原始戰爭的範例總結出三個互相排斥、互相沖突的假說。這些假說似乎完全排除了遺傳與文化之間存在著一定關係的可能性。

假說1：原始社會戰爭文化傳統的演變與人的生存繁殖能力沒有關係。人們打仗有各種各樣的文化原因。這些原因與人的遺傳適應沒有內在的聯絡，也就是說，與個人及其近親的生存與繁殖都沒有關係。社會生物學的原理並不能圓滿地解釋戰爭。更恰當的理解是，應把原始戰爭看作是一個純粹的文化現象，看作是社會組織和政治安排的產物，而社會組織與政治安排本身與生物學適應性沒有什麼關係。

假說2：原始社會戰爭文化傳統的演變方式，是有選擇地保留那些能全面提高人類遺傳適應性的特性。人們進行戰爭，是因為他們及其近親試圖在與其他部落及本部落其他成員的競爭中取得優越而持久的繁殖能力。儘管看起來有些矛盾，戰爭還可能正好是下述規律的一個例項：文化實踐通常具有進化論意義上的適應性。

假說3：原始社會戰爭文化傳統的演變，是一個推崇武士的自我犧牲精神的群體選擇過程，武士參戰只是為了群體的利益，他們並不指望能給自己和近親帶來什麼好處。所以，對佔優勢地位的部落來說，可以透過增加利他主義勇士的絕對數量來擴張自己，儘管在戰爭中具有這種素質的武士數量會相對下降。暴力攻擊的傾向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它說明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實踐是受某些遺傳特性影響的；這些遺傳特性對群體有利，但對具有這些特性的個人卻沒有什麼好處。

上述第二個假說能較好地解釋蒙都魯庫獵頭武士們的行為方式。兇猛殘忍和勇敢無畏會給人帶來直接而具體的好處。目前尚無可靠的人口統計資料，但已有間接的證據表明，由於缺少高質量蛋白質，蒙都魯庫人的發展曾受到限制（現在仍然如此，雖然生活已比較安定），草原上蒙都魯庫人原始居住區中，最重要的“密度決定因素”似乎是獵物的數量。特別在附近雨水充足的森林中有著大量的西豹，狩獵是男人的日常工作。西豹總是成群結隊。因而狩獵者一般也是集體行動，他們獲得獵物後，再根據嚴格的規矩分配給村內各家，附近部落的人們也在這塊界限不明的土地上爭奪同一資源，當蒙都魯庫人襲擊別人村莊，殺害大批競爭者時；他們佔有和享受的森林資源也隨之增加。在成功的蒙都魯庫獵頭人身上，戰爭的生物效果是一目瞭然的。

然而，蒙都魯庫人自己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行為的進化論意義。他們的尚武行為都帶有濃厚的、強大而又盲目的習慣性和宗教色彩，獵頭僅僅是存在的賦予，在蒙都魯庫人的傳說中，他人的領土防衛或挑釁從來不是戰爭的緣由，非蒙都魯庫人生來就應是獵取的物件，默菲寫道；“可以說，只要有敵人部落存在，蒙都魯庫人就要挑起戰爭。而敵人這個詞就是指其他任何不是蒙都魯庫人的群體。”蒙都魯庫人傳統的宗教活動主要有兩個內容：乞求上天保佑他們有豐富的獵物資源；舉行儀式，要求人們遵從保護獵物資源的各種條規。蒙都魯庫人相信“母親”這個超自然的精靈，會很快地　報復那些僅為獸皮而獵取但任其屍體腐爛的人。所以毫不奇怪，在蒙都魯庫人心目中，敵人的概念從屬於獵物的概念．人們也把成功的獵頭人稱之為“西豹之母”。當然，蒙都魯庫人所以具有上述習慣並不是他們瞭解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