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不顧國際公法，首先把炮火對準南開大學，對準傳承文化的普通教師和學生。炸彈無情地降落在了南開中學、南開女中。8月，在牯嶺參加完茶話會到南京後，蔣介石又約張伯苓、胡適、梅貽琦、陳布雷、陶希聖等人在黃埔路官邸午餐，張伯苓一開口就老淚縱橫，說：南開被日軍炸掉了，自己幾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隻要國家有辦法，能打下去，我頭一個舉手贊成。只要國家有辦法，南開算什麼？蔣見狀當場表示：“南開為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

雖然南開大學遭到轟炸，張伯苓的教育事業被日寇野蠻地摧殘，但南開的抗日和愛國精神永遠不倒。張伯苓在南京說：“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

南開、北大、清華三校聯合組成長沙臨時大學的方案是三位校長與###磋商後決定的。9月10日，###下文宣佈在長沙和西安兩地設立臨時大學。長沙方面，###派定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楊振聲（###代表）、胡適（北大文學院院長，隨後任駐美國大使）、何廉（南開大學教授）、周炳琳（###次長）、傅斯年（北大教授、兼代“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朱經農（湖南教育廳廳長）、皮宗石（湖南大學校長）、顧毓琇（清華大學教授）為籌備委員。指定張、蔣、梅為長沙臨時大學常委，楊為秘書主任。籌委會設主席一人，由###部長王世傑兼任。9月3日，在長沙舉行第一次籌委會，確定校舍、經費、組織等事項。

南開有個張伯苓（3）

長沙臨大文學院宿舍對話

臨大文學院設在衡山半腰的聖經學校分校，距南嶽有三四里。男生所住的四十九標營房是兩層木結構建築，十分陳舊破敗，雖加修繕，底層仍比較潮溼，排滿雙層大床，光線尤其暗淡；樓上光線稍好，學生一律睡地板。下起雨來，多處漏水，只好在被子上蒙塊油布，枕畔支柄雨傘，方能“高枕無憂”，一覺睡到天亮。

關於住宿的不盡如人意，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

據當時的學生回憶，當他們搬進四十九標營房不久的一個上午，三位常委由秘書主任楊振聲陪同巡視宿舍。蔣夢麟看到宿舍破敗，裝置又極其簡陋，認為這會影響學生身心，不宜居住；張伯苓則認為國難方殷，政府在極度困難中仍能顧及青年學子的學業，已屬難能可貴，而且學生正應該接受鍛鍊，有這樣的宿舍也該滿意了；梅貽琦原是南開張伯苓的學生，未表示態度。蔣夢麟聽了張伯苓的話，就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這宿舍裡。”張伯苓很不高興，針鋒相對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這宿舍裡！”

張伯苓說這話，和他的經歷和教育主張有關，他希望年青學子在艱苦的條件下，頑強奮鬥，不屈不撓。甲午戰敗，年輕的海軍軍官張伯苓悲痛欲絕。他痛感我中華雖廣土眾民，但國民身體不如人，精神不如人，非從根本上改造不可。他最早關注國際奧林匹克運動、全力推進中國與東亞及世界體育交流。

長沙臨大時期，張伯苓兼任軍訓隊長，黃鈺生和毛鴻為副隊長，學生全部接受軍事管理和訓練，編成若干大隊、中隊、小隊，並按編制排定床位，不容自由散漫。所以，臨大文學院男生宿舍成為“四十九標營房”。

1937年12月上旬，長沙臨時大學成立了國防工作介紹委員會，為學生們直接參加抗日工作提供實際幫助。張伯苓向學生們宣佈：“凡服務國防有關機關者，得請求保留學籍。其有志服務者，並得由學校介紹。”不到兩個月，根據教務處登記簿的記錄，在長沙臨時大學提出申請保留學籍、領取參加抗戰工作介紹信和肄業證明的就有近三百個同學。張伯苓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他經常透過周恩來把優秀的師生和南開校友推薦到抗戰前線去工作。

“我的表你戴著”

1938年4月2日，根據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透過的決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正式成立。西南聯合大學仍然由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任最高行政領導——常務委員會委員。

三校既聯合，又獨立，按照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的說法，三校的狀態是這樣：本科學生和擔任本科課程的教師，以及在聯大負責行政工作的人員，是聯合的部分；在昆明新聘請的教師，為了教學需要，只發聯大的聘書，三校之一認為這個人很好，另加一份聘書，表示三校分家後，可以繼續聘請他回北京或天津。三校獨立的地方還在於，都有各自的辦事處和研究機構。對於三校的既聯合又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