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口的鐵欄杆才就地立定，像那些膽小的白人記者一樣，俯首帖耳規規矩矩，表示服從命令。就在軍警集中注意力推搡一位西方電視記者時，我出其不意地邁起左腿跨過欄杆，幾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亞爾一行。儘管聽到背後士兵的怒罵和追趕我的皮鞋聲，我兀自佯裝不知，緊貼著這幫貴賓往裡走。我知道這時沒人敢開槍，即使他是神槍手，也不會來抓我，我後背上大寫著中、英、阿文“人民中國·新華社”，更何況身後還有上百名記者正等著出新聞哩，正是給中國露臉的時候。不用說，我搶到了最好的位置。美聯社多米尼克在我後面好幾排，他的個頭只有米，而我有米。可惜我的森帕克閃光燈總是充不上電，沒弄幾下膠捲又拍到了頭，我用牙咬住照完的膠捲，用右胳膊分開身邊的壓力，再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攝影背心裡的新膠捲，可剛到面前，被後面一衝，眼看著手中的膠捲順著前邊一位金髮女郎的雪白脊背滑了下去。我用牙縫擠了聲對不起，艱難地再裝上一卷新的。完事之後，多米尼克問我怎麼樣，我說“絕了”。

午夜12點，睡眼蒙的老朱幫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傳出這張照片，可他們表示此時已停止辦公，急得我嗷嗷直叫。經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還有他的攝影師大河源利男。午夜1點，我們開車到了拉希德飯店，老朱一個瞌睡把汽車開上了人行道，飯店警衛緊跑過來，看看是不是駕汽車扔炸彈的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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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巴格達，為一張照片（3）

共同社很是幫忙，大河源立即將我的底片裝上美聯底片傳真機，河野幫我撥電話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就是沒有線。聯合國的全面制裁使巴格達成了一座孤島，以往我與外界的聯絡全靠我那當傳真員的徒兒袁滿為報道戰爭在國際長途上“侃”出的一幫“女朋友”。袁滿是戰爭前夕唯一能從北京輾轉香港、紐約進巴格達的人，攝影部副主任林川為此在總編室會議上得意洋洋地稱之為秘密武器。但此時此刻，我開始懷疑袁滿和他的國際娘子軍是否也加入了聯合國軍制裁的行列。老朱已經困得睜不開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菸。萬般無奈，只好打道回府。

次日，我託撤退的同胞把這張傳真照片空運到約旦的安曼，在新華社安曼分社的協助下，終於傳到了北京。

半年以後，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河野說我的那張德奎利亞爾照片讓共同社攝影記者“折”了一回，日本報刊用的全是“新華”的。我的照片再次從“風眼”巴格達傳向世界，佔領外國報紙。香港《明報》已稱我為“新華社攝影大師”，《商報》稱我是“新華社攝影部二十年來最大的發現”。這還不算德國和美國報紙。到今天我仍然堅持，衡量一個記者價值的唯一標準，是看他發出的新聞到底被全世界多少家媒體採用，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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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臨近攤牌的巴格達（1）

這裡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這裡肯定會發生什麼事情。

——丘吉爾

1990年11月27日。聯合國安理會第678號決議：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安理會准許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離聯合國決議規定的期限還有一個星期，英、美、法各國駐巴格達使館都加強了戒備。美國使館圍牆上新加了蛇腹式鐵絲網，大門緊閉，聽任圍牆外口號震天。

1月7日，分社英文記者李大偉和我還有一幫記者擠在美國使館門口，請求採訪美國外交官。可直到中午11點，我們才獲准進入使館大門。

門房不許背相機進去，我奉命將器材交給一名海軍陸戰隊隊員。所有記者排隊魚貫而入透過安檢門。過道里，一名戴太陽鏡穿海魂衫的大鬍子操縱著六臺監視器。我們奉命在一樓簽證廳坐等。這裡新置了三排長椅，兩名使館工作人員居高臨下警惕地注視著入座的十幾名記者。大廳左側是簽證繳費處，中間用英文寫著“這裡不辦理經商、留學、旅遊簽證”；接著是一行漂亮的印刷體“歡迎來美國”；其下是一幅巨型美國地圖；右側有一個大箭頭“聽到喚你名字時，請穿過大廳去見露絲”。

11點15分，我們奉命跟一個身著筆挺西裝的男子走，穿過一層的一個工作室，兩名婦女正在用兩臺檔案粉碎機銷燬檔案。兩名伊拉克垃圾工正在將粉碎的紙屑裝入垃圾袋。我粗粗一數，已堆起了九個，還有兩個正在裝。

二樓大使辦公室門上掛了一個半米大的美國國徽，女秘書正坐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