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先生站起來收拾，我幫忙把湯盆端到廚房裡，收拾乾淨飯桌，站在廚房的推拉門邊上看著他洗碗。他瞥我一眼，笑道：“守著我幹什麼？”我跟著笑了兩聲。“怎麼突然想起換個新號？”他問，“這個號沒你原來那個好記。”我摸了摸後腦勺：“買張新卡方便啊，不然還得去重新辦。”孟先生笑了笑：“把你懶的。出差兩天就打不通電話了，我還以為你出事兒了。”“這不好好兒在這兒呢嗎，能有什麼事兒。”後頸一圈都熱烘烘的，我不大自在，說：“你這兒洗差不多了，我去洗澡。”他點點頭：“去吧。”剛轉過身又叫住我，問，“你們學校這幾天沒為難你吧？”我心裡咯噔一跳，下意識飛快地回了句“沒有”，從他臉上實在看不出什麼端倪，我不太放心，“你突然問這個幹嘛？”“就問問，畢竟鬧得也不小，怕他們給你施壓。畢竟瞿男這事兒明顯有點問題……你之後準備怎麼辦？”“我不知道。學校的意思是想讓我別添亂了。大概他們也知道我沒什麼關鍵證據，不如就讓這件事過去。”我覺得有些煩躁，“我當時也不該腦子一熱立馬捅出來，現在再說證據已經來不及了。明明都知道這裡面有貓膩，但是大家都不說；瞿男她爸媽更是……”“其實他們說得也沒錯。”孟先生擦乾淨手，走過來按住我的一邊肩膀，“瞿男的家人已經拿了錢，說明他們對這個處理結果表示同意，那不管這件事的真相到底是什麼樣子，它已經了結了。”“那瞿男就這麼白死了？”我質問道。他沒說話，只是望著我的眼睛。然而那目光裡已然袒露了一切。我從來沒覺得這麼憤怒過，這是一場懦弱的怒火。火山底下岩漿翻滾，然而那上面的火山灰千尺厚，使得那股岩漿小得可憐，只能徒勞地撞在石壁上，發出細小的嗚咽。那天下午，我剛把寫好的一大段內容刪掉，突然接到了我媽的電話。“喂？媽。”“你在哪兒？”“在家啊。”電話用肩膀夾在耳邊，我慢騰騰地打字，有點不耐，“怎麼了？”“問你兩句話，你就那麼不耐煩？”她突然爆發，震得我耳朵裡嗡嗡直響，“你還有沒有把我當你媽！”我被罵得懵了，不知該接什麼話，只聽她在那頭呼哧呼哧地喘著粗氣，好半晌才扯著吼啞了的嗓子說，“你回家一趟。”“回家幹什麼？我事兒多著呢。”她冷笑了一聲：“你有事，你天天那麼忙，沒見你整出個屁來。”我捏緊了電話，食指在j鍵那條凸起的稜上來回撫摸：“我不想跟你吵。”“你不回來，你在學校幹什麼？”“還能幹什麼，寫論文唄。不交論文怎麼畢業？”“說兩句話比茅坑裡的石頭還硬！少跟我說那麼多，你馬上收拾東西給我回來，就買機票。”我把鍵盤往裡一推，安靜的房間裡頓時發出結實的一聲“砰”：“回去回去，你考慮下我行不行？”說著我一下子站起身，整塊頭皮下的血管全都突突猛跳起來，讓人感到輕微的暈眩，“有什麼事兒你就說不行？”“要我什麼事兒？問你自己！”心頭猛地一縮，我下意識反問道：“我怎麼知道？”“你不知道？你好意思說，我怎麼養了你這麼個東西出來……”我一把按了結束通話，把電話丟在桌上。奇怪的是，電話竟然沒有再響起來，我還撿起來確認過好幾次它是不是磕在桌上摔壞了。比起突如其來的打擊，我更怕日復一日的折磨。我很難向你解釋為什麼，我認為對此沒有真正切身體會的人，大概都是無法理解為什麼西西弗斯的懲罰讓我覺得毛骨悚然。起頭我每天會寫廢很多字的草稿，但總能寫出點新花樣，儘管這新東西第二天仍舊會被刪掉。我媽打過電話那天之後，我經常一百個字都寫不出來，開著電腦，對著窗戶發一整天的呆，連對面那幾戶人家的防護欄有多少根鐵條都數得一清二楚。我能感到查朋義在給我下絆子。但這是無形中的，就像當時跟警方交涉中的碰壁一樣，你沒法向別人說明它是什麼樣，在什麼地方，明明看起來一切可行，但偏偏落腳就只剩無路可走。有天午後突然下起大雨，空氣裡都是灰塵酸悶的氣味，我關緊窗戶，細細亮亮的雨點像針一樣把玻璃割出條條裂痕。天很灰，邊緣泛著陳舊的黃色。腦子裡一根神經趁我不備，悄悄地將“瞿男”兩個字拖到被記憶遺忘的深淵裡去。於是那場雨後，我就開始裝作什麼都沒有發生。生活照舊平靜得死水無波。偶爾的一句流言蜚語，一個眼神，一段沉默——也許不關它們的事，只是因為太陽底下的溫度太高，我的理智也跟池塘裡的水一樣，在慢慢蒸發，儘管那變化肉眼難察。就連待在身邊的孟先生也不能讓我稍感寬慰，有時反而讓煩躁變本加厲。他太聰明瞭，每次在他跟前撒謊，都讓我覺得自己像個拙劣的丑角。我知道他是這之中最無辜的人，因此極力剋制不向他洩憤，然而大腦充血下的口不擇言，快得我都來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