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制國家，由於每個國家的國土面積過分狹小，變數過大可以說是朝不保夕，政權更迭過於頻繁，根本無法保證生產和社會的充分發展。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英雄可以成就一個國家，英雄也可以毀滅一個國家，但英雄越多社會也就越動盪，人民的生活也會更不安定，社會和生活力也就會越得不到發展。類似的情況我們還可以在德國的格林童話時期遭遇到。只不過格林童話中故事的主角由英雄轉換成了王子和公主。王子和公主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個國家的象徵。但王子和公主誕生的越多也就喻示著國家的變故越多，社會的變數越多，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越多。東周時期則遠不是如此。首先，東周政權在它產生之初，各諸侯國並沒有經歷大的社會動盪而得以保全下來，東周政權的沒落只是一種中央政權形式的沒落，各諸侯國內還是十分安定的。整個國家架構還是穩定的。當然這種國家架構的穩定還在於諸侯分封制的天然優勢。因為中內政權的衰弱並沒有殃及到各諸侯國，各諸侯國並沒有推翻這一中央政權的必要，倘若是在封建集權制度時代那樣因為權力過分集中在君王手中，一旦大權旁落便會有新的割據勢力取而代之，爭地盤，爭奪對整個國家的控制，爭利益和權力，亂得是一塌糊塗，很容易便會出現新的割據勢力、新的利益集團，陷入種種利益紛爭之中。但在分封制度下，各諸侯國內部還是相對穩固的，並沒有出現權力真空和利益真空，根本不容許有諸如此類的亂相發生。在此我還可以聊舉一例，在夏時還曾出現過少康中興的狀況。當中央政權出現真空狀態時，國家卻並沒有就此衰落下去，依然能正常運作下去，並沒有取而代之之必須，這也使得少康最終還能重新取得對整個中央政權的控制，登上歷史舞臺。應該說這是隻有在諸侯分封制度下才獨有的歷史現象。因此在十分殘暴的奴隸制度下，在生產力十分低下的歷史條件下采用分封制度對於維繫這樣大範圍的一個國家的統一其實是起了相當大的歷史作用的。中國人對維持國家之統一表現出了十分偉大的民族智慧，無論是原始社會的部落聯盟制度還是奴隸分封制度，以及封建時代的中央集權制度，都能保持對國家的有效統一，這實在是一種了不起的歷史成就。因此後人獨推崇秦始皇之首創中央集權制，我個人認為失之過譽。其次，在長期的歷史程序中，在秦商靹變法以前各諸侯國都沒有出現一家獨大，而是多個諸侯國同時強大的政治局面，這多個諸侯國的疆域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廣闊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相對廣闊的疆域對一個國家之發展還是十分重要的，是社會發展的穩定劑和催化劑），它使得各諸侯國之間保持了一種均勢力敵的態勢，有利於各諸侯國之間相互競爭，相互借鑑，實質上也是相互促進和相互發展。東周政權能夠跨越日益崩潰的奴隸制的春秋時期和封建社會初步形成的戰國時期而長期存在，這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的奇蹟，是一種歷史秩序的最具體表現。

二、亂而有理的東周

從表面現象來看東周列國是亂相橫生，中央政權相對沒落，各諸侯國之間爭鬥紛紜，諸侯國內部也是矛盾重重。但是東周時期卻同時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相當輝煌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不僅社會生產力得到充分發展；而且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是中國文化空前活躍、中華民族精神極大張揚的一個時期。這難道不是一個咄咄怪事嗎？

我個人認為東周其實還是亂而有理的。在中國這樣遼闊的疆域面積內要想實現從奴隸制度到封建制度的過渡可以說是茲事體大，困難重重，但要想在相對較小的某個諸侯國之內完成這樣一種過渡則來自舊有的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束縛會小得多。何況各個諸侯國之間長期處於一種殊死較量的狀況，為了國家之強大而斷然採取變法圖強之舉以便在各諸侯國之間脫穎而出豈不是理固宜然嗎。因此正當中國即將步入封建社會的前夜，卻突然出現了一箇中央政權的控制力相對薄弱的東周時期這豈不是上天賜予的為封建社會之發展鋪平道路的有利時機嗎。總之，東周之出現是一種錯誤的花朵結出的甘美果實，是長期徘徊於山重水複疑無路的窘境之後所誕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三、兩千多年前的聯合國組織――東周

在東周的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都產生了幾個相對強大的諸侯國，這幾個諸侯國之間的歷史演繹其實決定了東周的歷史走向和趨勢。由於周平王的短視親手將大片疆域拱手相送給秦國，東周的實際管轄範圍反不及一個普通的諸侯國，東周的產生本身就是一個政權控制力嚴重削弱的產物，因此東周政權在東周這一歷史時期並不佔有十分突出的歷史地位，除了聊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