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上的優勢。

身為舉世公認的共產黨國家中最卓有成效的諜報機構的前首腦，由我總結一下東德諜報工作的成敗功過恐怕再合適不過了。

在東西方諜報人員的圈子裡，我素有社會主義陣營內莫斯科的心腹之稱。這種說法也對也不對。如果它是指我每個星期一早上給克里姆林宮或克格勃打電話，與他們商討一週的工作安排的話，則純系子虛烏有。如果是指我從斯大林逝世後一直到社會主義陣營崩潰時與蘇聯的一些當權人物關係不同尋常的話，那倒是真的。由於我講一口流利的俄語，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戰時又是在蘇聯度過的，因而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可以既以一個目擊者，又以一個局外人的雙重眼光審視整個冷戰時期蘇聯的思維方式以及它的秘密謀報活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戰時，蘇聯諜報機構在美國和歐洲的收穫最豐。當時它可以依靠這些國家內的共產黨和知識分子階層的同情和支援，尤其是在德國和英國，但也包括美國。蘇聯彷彿是一座燈塔，吸引了大批的人堅定地投身到它的諜報機構之下。這段時期發展的一批間諜是最優秀的。在他們的協助下，蘇聯得以在核競賽中趕上對手。甚至經歷了麥卡錫時代以及1945年古先科叛逃到加拿大事件後，他們中仍有許多人沒有暴露。

從我們情報局成立之日起，我們就把諜報工作視為一種光榮的職業。過去反法西斯鬥爭中的著名間諜建立的豐功偉績和積累的經驗為我們的工作奠定了基礎。如索爾格與他的大名鼎鼎的助手維爾納和克勞森。維爾納戰時曾為蘇聯在中國、但澤、瑞士和英國蒐集情報。克勞森曾是索爾格的發報員。此外，還有隱藏在納粹外交部心臟的伊爾莎·施特伯；在戈林的空軍裡任軍官，同時又是紅色樂隊的頭頭的舒爾策·博伊森。該小組成員還包括哈納克和庫克霍夫兩對夫婦。我們情報局裡就有很多第三帝國時期從事共產主義運動的老戰士，如我的幾屆前任蔡瑟、施塔爾曼、科布和沃爾韋伯。他們對往事的回憶讓我聽得如醉如痴。我意識到，向新參加我們隊伍的人宣傳老一代人的事蹟，使其懂得諜報工作在扞衛社會主義制度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我們還給這種做法冠以一個堂而皇之的名字：繼承光榮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國家在諜報工作上的不同做法清楚地反映在它們稱呼自己的語言上。中央情報局和西德情報局按文官制度給每一個成員定級。而我們則仿照蘇聯的一貫做法，在情報局實行軍銜制。國家安全部部長是四星將軍，然後依次往下排。我們甚至譜寫了自己的戰歌。國家安全部還有一個合唱團，透過歌曲表達我們永遠忠於黨的事業的決心。有一首俄國歌曲歌頌了戰鬥在敵後的間諜。我把它翻成了德語。這首歌的歌詞開頭是：

我們是祖國的眼睛和耳朵，

我們是無名戰士。

我們的功勳無人知曉，

時刻與敵人周旋……

隨後是雄壯的合唱，歌頌戰鬥在看不見的戰線上的人。看不見的戰線一詞源於列寧建立的第一個秘密警察組織……契卡。我們從來不稱自己是間諜，而是用偵察員這個路德時期的含有褒義的德語詞形容自己。“特務”一詞只指敵人，從來不用於自己一方。這些不過是語言心理學方面的起碼常識，但它成功地渲染了一種氣氛。受此氣氛影響，東德的諜報人員常懷有一種浩然之氣，視敵人為醜陋的小人。

這裡要說明一下，與意識形態方面的教育相比，軍事化的組織手段絕對是第二位的。西方諜報機構根本不搞這一套。就我所知，中央情報局也好，英國的軍事情報6處也好，大多數西歐國家的諜報機構也好，均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成員無論對自己的工作還是對自己的看法非常實際，無半點浪漫色彩。我不是說這些諜報機構的人員不稱職。他們其實都是訓練有素的諜報人員。我是指這些諜報機構的成員並不覺得自己的工作有多麼神聖，不過是辛辛苦苦蒐集情報供其他了不起的人物分析的小職員罷了。我們恐怕走了另一個極端，引入了一套軍事組織結構，嚴格限制個人的生活習慣並向部下灌輸我們的事業是崇高的事業的觀念。然而透過以上做法我們的人員強烈感到自己是這個集體的一員，從而鞏固了彼此之間的團結和忠誠。沒有忠誠，任何諜報機構都無法運轉。

我一向認為，很少有人純粹為了錢當叛徒。中央情報局總是喜歡用錢去收買人。克格勃也是一樣。克格勃後來很難找到出於信仰為它當間諜的人，尤其是在美國，只好用錢去收買。蘇聯最後幾年諜報上的重大收穫均來自自動投上門來的貪財之徒，如頭號間諜艾姆斯，而不是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