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了對陳永正的面試，而不是最初的推薦者，也不是最後的敲定者。

順便說一句，在美國的司法程式中，E…mail　的影印材料是被允許作為證據被接受的。在微軟多次的反壟斷案件中，都因為員工寫工作郵件時總是不謹慎地出現“捆綁”一詞而導致對微軟不利的影響。因此，微軟最後甚至出臺了“郵件手冊”來教導員工們如何寫郵件。而微軟也會告訴員工，在必要的時候，要用電話而非電子郵件的方式來交流。

在美國的公司工作，大家都會知道，所有的工作郵件都是公司可以隨時呼叫的，也隨時可以在法庭上作為證據出現。就算以前的工作郵件被刪除了，從技術上也可以從過去的備份中將已刪除的郵件恢復。因此，當我們提出需要工作郵件作為證據時，微軟有義務為我們提供。

本來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但是，律師接到微軟提供的證據以後驚呆了！“開復，他們給我們提供了30　萬封郵件！”“啊，我們只要求幾十封，不可能有那麼多封郵件啊！”當我聽到這個訊息也大吃一驚。但是，等我看到了實物以後才知道，微軟在每一項郵件請求方面，都羅列了大量相關的郵件。因此郵件的數量達到了30　萬封，而最驚人的是，這30　萬封郵件不是普通的電子文字檔案，而是以圖片格式的檔案壓縮在20　張DVD　裡，這也就意味著，我們不可能透過搜尋的模式來找到需要的郵件。“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我們是不是分頭來一封一封地讀？”律師們無奈地問我。

這無疑是對方在有意給我fiqDtl　大工作量，這樣就算十個人做一個月也做不完。我條件反射般地問，“平時你們律師是不是在電腦上都用OCR　軟體

（字元識別，也就是從圖片到文字的轉換），我們是否可以把圖片格式的檔案全部掃描成電子文字版？”

“確實，我們都在用這個軟體，但是30　萬封郵件太龐大了，我們的軟體資料庫無法承載這麼大的工作量！”

我思索了一會兒，淡淡地對律師們說：“我來處理吧。”

我絞盡腦汁地尋找解決方案。我對團隊裡的律師說，“我想，我們應該可以用更好版本的OCR　軟體，把圖片格式的文件轉換成文字形式，然後再用Google　桌面搜尋的方式，提取自己所需要的證據。”“那就試試吧，我們現在只能背水一戰！”

律師一通嘗試以後，證明這個方法是可行的。整個團隊都非常高興，每個人都大鬆了一口氣。不過後來，律師們發現高興得有點太早了，0CR　軟體儘管可以識別圖片，但還是會犯一定的識別錯誤，比如有時會把2004　年識別成7004　年，把2006　年識別成2005　年，把2005　年識別成2006　年，最可笑的是，把Ballmer（鮑爾默）識別成了Balder（更禿）。這樣的錯誤比比皆是。

識別的錯誤率很高，這就給律師團隊的搜尋帶來了無盡的麻煩，不是搜不到，就是搜不全。而我，此時扮演的更像是一個技術專家的角色。我告訴律師們，如果想搜尋2005　年的有關招聘的郵件，又擔心識別成2006，那就要用高階搜尋鍵入2005、2006和　recruit（招聘）的字樣，這樣就不會漏掉需要的資訊了。

事實證明，技術難題被解決以後，效率也在飛速提高。我們很輕鬆地找到了需要的有利證據。而這些郵件，都成為日後法庭上的關鍵證據。有了這次經歷，律師們都和我開玩笑說，“開復，我看如果GooSe　不要你，就來我們律師事務所工作吧，你一個能頂兩個！”“啊，真的嗎，我真能頂兩個律師啊！”對方聳了聳肩說，“我是說，你可以頂兩個IT技術支援人員！”

除了認真蒐集證據以外，律師希望能夠讓法官在閱讀當地報紙的時候，不光看到微軟一邊倒的言論，還要讓法官能夠更多地瞭解事實真相。如何能夠讓真相和正面的聲音得以顯現？如何能夠至少讓本地的法官早上開啟報紙的時候，看到一篇接近真相，而不是憑空臆測的新聞報道？這又是一個挑戰！

Google　要求我最好不要和媒體接觸，除非我有很信任的朋友。這時，我想起了昔日的朋友，一位年輕的美國記者克里斯蒂·海姆（KristiHeim）。由於早年曾在中國學習過中文，因此她的中文說得非常流利。而且，她思維敏捷，睿智成熟。早在2003年，她曾跟隨我到高校演講，親自聽過我給中國大學生做的成長勵志的講座，也正是透過那次跟隨採訪，她對我與中國學生之間的緣分有了深入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