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羅隆基、潘大逵等人認為民青是民盟幫助建立的，堅決主張民青應該是民盟的青年組織，接受民盟的領導。吳晗、聞一多一度也有過這種想法。民青二支部本來就是根據省工委指示成立的，一支部的洪季凱原來也是黨員，成員們也都是為了追求黨的理想而聚攏在一起的，因此，經過洪季凱解釋後，聞一多首先轉變了態度，他說：“人各有志，不能勉強，你們討論後就按你們的意見辦吧！講*就得尊重多數人的意見。”接著，吳晗也欣然放棄了自己的意見。

民青後來不斷發展，隊伍不斷壯大，不論是留在雲南的，還是隨三校回到北平的，在鬥爭中都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全國解放後，民青盟員的這段歷史在政治上均按加入青年團對待。

3。積極爭取梅貽琦，為運動轉彎剎車、善始善終作貢獻

“一二？一”運動後期，省工委根據南方局的指示及運動進展的實際情況，認為運動應該適可而止了，再拖下去會失去大多數同學和社會群眾的支援。但是彎子不能轉得太急，不能無限期罷課，也不能無條件復課。經過認真地考慮後，省工委決定在鬥爭策略上作適當的調整和修改：第一步，將無限期罷課改為“停靈復課”，即只要罷委會條件初步達到，可以靈柩暫不下葬先復課；第二步，過一段時間，其他條件基本實現後，再安葬靈柩，正式宣佈結束運動。地下黨首先把這個方案告訴聞一多、吳晗，並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們馬上就表示同意。接著，聞一多想到這個方案學校行政當局能不能接受，關鍵在校常委梅貽琦，如果梅貽琦通不過，方案還是不能落實。他毛遂自薦願意去登門訪梅，作梅的工作。地下黨認為他的意見非常好，並且正式以組織的名義請他去與梅談話。

慘案發生時梅貽琦正在北平，對昆明發生的事基本上不了解，重慶*連續發電催他回昆明處理學生罷課事，並且透露給他說，學生如果不很快復課，就要解散學校。梅先生是個一生忠於教育事業的教育家，聯大辦到今天，傾注了他大量心血，當然不願看著學校被解散。他回來後聽了一些片面之詞，對同學們的行動有很大的誤解，就張貼通告限令全校17日復課。聞一多與他這位老師足足談了好幾個小時，說明同學們罷課是迫不得已的，他們非常通情達理，現在已經把復課條件降低了。梅貽琦聽了聞一多的這一席談，又看到了學生自治會修改後的復課條件，消除了顧慮和懷疑，態度轉變了。他親自出面和雲大校長熊慶來一起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原原本本敘述了反動軍警、特務、暴徒打殺學生的全過程，明確指出地方最高當局應當負責。《中央日報》及昆明市各報根據事先達成的協議，全文刊登了梅、熊談話，等於闢了中央社的謠，不啻是狠狠扇了反動派一記耳光，給同學們大大出了氣。梅先生態度的轉變使運動得以比較順利轉彎剎車、善始善終地收尾。

4。調解矛盾，促進內部團結

“一二？一”運動的後期，市罷聯決定停靈復課。當時時間倉促，條件所限，罷委會沒有來得及做細緻的解釋，以致一部分同學因痛恨敵人殘殺我無辜同學而無比悲憤，思想無形中滑向偏激，產生了過“左”的情緒。他們一共有百餘人，於當年的除夕開會成立了一個新社團，所以社名就叫“除夕社”。他們認為罷委會領導“投降妥協了”，批評罷委會“出賣了四烈士”，“背叛了革命”。這個分歧本是學生內部的矛盾，他們卻把矛盾公開化了，他們的領導人本是民青的盟員，竟然在壁報上揭民青的底，公佈民青人員的姓名，洩露了民青的秘密，對鬥爭非常不利。吳晗不同意他們這種態度，同他們進行過激烈的爭論。聞一多對雙方都做了工作，他要求除夕社的同學要顧全大局，有意見可以提出來，但在敵人面前要維護罷委會的領導。同時他也建議民青注意發揚*，採納除夕社的合理意見。民青用*的辦法對學生自治會提前進行了改選。改選後不但進步同學在理事會中佔了絕對優勢，而且除夕社也有五位同學當選為理事，進入了學生自治會的領導集體，這樣一場瀕於分裂的矛盾終於基本化解。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聞立雕　從“鳥獸”橫幅淺析吳晗、聞一多的友誼（5）

由此可見，聞一多、吳晗在昆明的*運動中確實發揮了特殊作用，做出了特殊的貢獻。當然，無論是吳晗還是聞一多，他們都是黨領導下昆明*運動孕育出來的學者型革命者。

二　吳晗拉著聞一多在人生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

在抗戰勝利前後那些年裡，吳晗、聞一多頻頻發表演說或雜文，猛烈抨擊國民黨反動派專制*，譴責黑暗*，針砭時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