鞅撰。鞅事蹟具《史記》。鞅封於商，號商君，故《漢志》稱《商君》二十九篇，《三國志·先主傳注》，亦稱《商君書》。其稱《商子》，則自《隋志》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雲，《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已亡其一。晁公武《讀書志》則雲，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讀書志》成於紹興二十一年，既雲已闕三篇。《書錄解題》成於宋末，乃反較晁本多二篇。殆兩家所錄，各據所見之本，故多寡不同歟。此本自更法至定分，目凡二十有六，似即晁氏之本。然其中第十六篇、第二十一篇又皆有錄無書，則並非宋本之舊矣。

《史記》稱讀鞅開塞書，在今本為第七篇，文義甚明。司馬貞作《索隱》，乃妄為之解，為晁公武所譏。知其書唐代不甚行，故貞不及睹。又《文獻通考》引周氏《涉筆》，以為鞅書多附會後事，疑取他詞，非本所論著。然周氏特據文臆斷，未能確證其非。今考《史記》，稱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車裂鞅以徇。則孝公卒後，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書？如為平日所著，則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開卷第一篇即稱孝公之諡？殆法家者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猶管子卒於齊桓公前，而書中屢稱桓公耳。諸子之書，如是者多。既不得撰者之主名，則亦姑從其舊，仍題所託之人矣。

△《韓子》·二十卷（內府藏本）

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犿本，稱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為削去云云。則注者當為李瓚。然瓚為何代人，犿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注》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之文，不知犿何所據也。犿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奸劫一篇，說林下一篇，及內儲說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曆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犿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八條，不止犿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蚘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奸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為清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后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

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即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敘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為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敘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為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為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為收錄，並其私記未完之稿亦收入書中。名為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疑獄集》·四卷、《補疑獄集》·六卷（浙江範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疑獄集》四卷，五代和凝與其子《山蒙》同撰。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初為梁義成軍節度從事。唐天成中官翰林學士。唐亡入晉，官至左僕射。晉亡入漢，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漢亡入周，至顯德二年乃卒。事蹟具《五代史·雜傳》。

《山蒙》據此書題其官曰中允，其始末則不可詳矣。書前有《山蒙》序，及至正十六年杜震序。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疑獄》三卷，上一卷為凝書，中、下二卷為《山蒙》所續。今本四卷，疑後人所分也。《補疑獄集》六卷，明張景所增，共一百八十二條所記皆平反冤濫、抉摘奸慝之事，俾司憲者觸類旁通，以資啟發。雖人情萬變，事勢靡恆，不可限以成法，而推尋故跡，舉一反三，師其意而通之，於治獄亦不無裨益也。書中間有按語，稱訥曰者，不著其姓。又包拯杖吏一條，稱桂氏取以載入篇中，愚特取以終篇云云，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