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特別強調說，“黨證是無上榮光的，就像金日成同志一樣”。1947年2月的一天，

党支書記進入了社會安定部。臨走前，他和新校長商議由誰來接任他的位置，大家居然都說

除了我沒人更合適了。就那樣，入黨不到三個月，我成了經濟專門學校的黨支部書記。

我變得更忙了，我是舍監，要管理學生宿舍。當上黨支部書記後，還要給學生上（黨）

課，教書的任務也加重了。作為黨支部書記，我還要動員掃除文盲活動。不過，最大的負擔，

是召開黨支部會議。黨支部每天都要開會，許多時候會議一開就是一整夜，而且會議大部分

內容跟學校教學內容沒有關係。來開會的黨員裡有許多周邊農村來的人。要多抓老鼠，別浪

費糧食，要與反動派和階級敵人鬥爭，預防偷盜，學習會要好好進行，等等等等，開不完的

會，我真的精疲力盡了。每天都開到黎明的會議讓住在遠處的黨員們受不了了，他們抗議了，

最後給他們安排了一輛貨車，每天會議結束後送他們回去。我因為宿舍就在附近，每天開完

會都步行回宿舍。每天清晨走在路上，會憤憤不平，“產主義怎麼就是不讓人好好活？”，不

過，當時我並沒有辱罵共產黨的想法。因為黨員們當時真的在很熱情的工作，我也不知不覺

受了他們的影響。在學校裡向師生們傳達黨的指示時，語氣很象黨員講話的調子。我覺得自

己也像一個熱情的黨員，學生們也這樣評價我。　1948年2月，我參加了為期6個月的中央

黨校的理論學習班，這是我思想發展的重要階段。進入班裡的同學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有

一定水準的人。中央黨校使用崇實專門學校作為校舍，一部分是教室，一部分被用作宿舍。

為了把拉下的功課給補上，我沒日沒夜的刻苦學習，還因此得了一個“夜晚大學生”的綽號。

幾個愛好哲學的同學組成了哲學研究小組，共同學習恩格斯的《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

終結》。　透過在黨校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真正成了“我的哲學”。但是另一方面，我感覺到馬

克思主義是沒有真正的人生觀的。黨校老師大部分是從蘇聯回國的朝鮮人，校長直接用蘇聯

出版的教材給我們講課。　我們的課業延長了一個月，直到8月末才畢業。大家成績都差不多，

但是他們都被分配到了金日成綜合大學，原因是他們在入校之間已經有過不尋常的經歷（指

跟著金日成幹過革命之類）。我被分配到了平壤師範大學。不過沒過多久，中央黨部找到了我。

“同志，真對不起。崔昌益同志的夫人被安排在了金日成大學預備科，但是崔同志要求給她

安排到師範大學去。真是不好意思，你們能交換一下嗎？”　大概那些幹部們認為我不想去金

日成大學吧？！我二話沒說答應了。崔昌益是政治局委員，延安派的頭目。　可能是命運吧！

我學習的機會又來了。在日本讀大學中途被徵用參軍，我並沒有讀完大學。在金日成大學預

備科教社會學和邏輯學的同時，我參加了研究生考試，考試合格，我成了一名哲學研究生。　那

位在經濟專門學校的黨支部書記，就是他走後讓我接替他的宋憲革，現在是金大因救生院的

黨支部同志。當時金大（金正日綜合大學）主校區已經建成，所有的研究生都在本校上課，

我就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房，自己做飯。

房東是個年輕人，沒工作，守著年輕的老婆和一個孩子。對面也是自己做飯吃的學生們。

我的房間很小，與學生們一起做飯。男老師們讓我找女學生，也有人給我介紹女孩子，但是

當時我正專心學術，根本沒有結婚的想法。　大學黨支部對我很信任。蘇聯派來的一位哲學副

教授的講義需要翻譯城朝語，黨支部讓我和“哲學講座長”共同翻譯。我開始邊翻譯邊努力

提高俄語水平，於是變得更忙了。後文會提到，我在莫斯科讀研究生時與這位蘇聯副教授是

同學，其實他的水平很差。　那位教授中途回國了，當時我還不知道他的水平很差，為了翻譯

他的講義吃了很多苦頭。1949年夏天，我翻譯了蘇聯哲學教授的《邏輯學